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一、通道会议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3年庆祝建党100周年专题党课讲稿：学党史,,伟大历史转折——遵义会议（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
大家都知道，遵义会议是在遵义召开的，它起到了重要作用。事实上，遵义会议是由在遵义召开的会议前后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
一、通道会议
1933年5月，国民党纠集50万兵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由于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中央革命根据地广大军民虽经浴血奋战，终未能打败敌人的“围剿”，反而丧师失地，形势恶化。1934年5月，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撤离根据地。红六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于7月下旬退出湘赣根据地西进。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进行战略转移决策的情况下，红六军团奉命西进是带有探路的性质。从江西遂川出发突围西征，进入湘西与红三军（后恢复二军团番号）会合，发动攻势，牵制敌人，策应中央红军（一方面军）长征。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他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1934年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他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一个缺口。湘军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七天之久。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30公里的湘江两岸。这时中革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在这十万火急的情况下，中革军委纵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从1934年11月26日至29日，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走到湘江岸边。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1934年12月1日，战斗达到白热化程度，敌人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待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蒋介石加紧了兵力部署，一方面调集五六倍于中央红军的兵力在通道以北的城步、绥宁、武冈、芷江、会同、靖州一带，部署了一道严密的袋形防线。一方面电令湘、桂、黔地方军阀分兵堵截合围，企图全歼中央红军。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12月12日，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会议着重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同志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这次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但由于中央领导层中意见不统一，故未能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向黎平方向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同时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野战军司令部在12月13日《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12月14日，野战军司令部给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野战军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北上。”要求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通道会议研究了军事问题，虽然没有就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但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从而为尔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的准备。
二、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者有周恩来、博古、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李德等。会议讨论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同志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与会大多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黎平会议最后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终于被党中央采纳，避免了陷入重围的危险，使红军争取了主动。黎平会议是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战略转变的关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会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八军团编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1934年12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12月31日，军委纵队到达猴场。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召开会议。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具体表现在：
第一，决定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第二，否定错误军事路线。黎平会议第一次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从形式上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第三，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路线。黎平会议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他的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有重要意义。
第四，坚定了信心。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的转折点。
三、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确定了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的正确战略方针。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参与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同志“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强烈要求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同志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而掌握红军领导权和指挥权的李德、博古置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决议不顾，仍顽固地坚持北上黔东、再入湘西的计划，提出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研究，一路上争吵不休，并散布“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了，应当沿着打前站的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等流言蜚语，企图分散红军主力，沿乌江右岸边打游击边去湘西，实现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他们的行为引起部队思想混乱。毛泽东同志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即将进行的乌江战役。
12月下旬，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命湘军陈光中师和赵梦炎旅由黎平进驻剑河，王东原师驻锦屏、江口、沿河一带，章亮基、陶广二师向沅渡疾进，李云杰师向会同疾进；命薛岳兵团吴奇伟纵队四个师、周浑元二个纵队尾追红军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命桂军一个军进驻都匀、榕江、独山一带；令川军廖泽旅入松坎驻扎。同时，令黔军王家烈、犹国才四个师集于平越（今福泉）、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域阻截，六个团防守江北从老君关渡以东至岩门渡以西百余里的十几个渡口，以图阻止红军“赤化黔北”，还沿江烧毁民房和船只，自以为乌江天险“扼险固守，可保无虞”。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为此，中共中央在红军到达猴场的当天（1934年12月31日）下午5时左右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伍修权（翻译）。
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黎平会议决定，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初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枢，为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奠定了基础。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把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变为积极作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光荣传统。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的方针，强渡乌江天险，攻占了遵义，掀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猴场会议被周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以上是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一系列会议，这些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遵义会议
（一）智取遵义城
被迫开始历经磨难的征程之初，经过毛泽东同志等人的坚持，中央红军决定放弃与红军二、六军团会合的险棋，挥师进军贵州。在强渡乌江天险进入贵州地盘以后，中央红军面临休整的大问题。红军将领们将夺取遵义作为目标，因为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重要，易守难攻，非常利于部队安扎和休整。
中央红军发起强渡乌江战斗后，贵州守敌惊恐万分。1935年1月3日，贵州守军第二十五军教导师副师长、江防指挥侯汉佑，将防务交给部下第三旅旅长林秀生，于4日仓皇逃回遵义。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遵义负责乌江全线防务的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侯之担已经上了汽车，准备逃往重庆。他将遵义城防任务交给川南边防军第二旅旅长兼城防司令侯之玺。侯之玺虽自知避免不了被消灭的命运，但依然寄希望于川军援兵，让他“绝处逢生”。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分析了上述情况后，亲自到红一军团第二师布置夺取遵义事宜。考虑到第四团在夺取乌江时吃了很多苦，决定将夺取遵义的任务交给第六团。1月5日晚间，红六团赶到了离遵义只有几十里的团溪镇。第二天拂晓时刻，刘伯承同志赶到了红六团指挥部，立即召集团领导听取汇报，研究攻打遵义的方案。他要求红六团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要“多用点智慧”。
1月6日，刘伯承同志同红六团向遵义进发。中午时分，侦察员报告说，遵义附近发现敌人的外围据点，大约有一个营兵力。按照刘伯承同志的指示，红六团第一营兵分两路，趁着大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军团团包围，并于当日下午3时向敌军发起猛攻。激战不到一小时，就将这股敌人全歼，击毙了敌营长。敌官兵死伤过半，余下的全部被俘。
为了减少部队伤亡，迅速夺取遵义，红六团团长朱水秋和政治委员王集成建议先头分队化装成敌人溃军，智取遵义。刘伯承立即批准了他们的建议。
1月6日晚9时，红六团第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第三连和团直属侦察排、司号员等，化装成敌军，由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带路，冒雨向遵义进发。其余部队随后跟进，准备诈城不成便实行强攻，迅速夺取遵义。红军先遣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顺利抵达遵义城南门下。这时，城门紧关，敌军的哨兵在城墙上巡逻，悠闲自得。突然间，红军先遣部队故意制造了一种兵荒马乱的气氛，急匆匆地跑到城下，要求迅速打开城门，放部队进去。
在城墙上，巡逻的哨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喊声惊呆了。过了一会，才气势汹汹地叫喊：“干什么的？”枪栓哗啦啦乱响。
“自己人！”城墙下，俘虏装出一副悲哀的样子说：“我们是外围营的，今天共军包围了，寨子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领着一部分兄弟好歹逃出来了。共军还在追我们，请快点开门，救救我们吧！”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墙上的哨兵不太相信，继续询问。那俘虏毫不迟疑都回答上来了，哨兵没有发现什么破绽。过了片刻，城楼上的哨兵射下几道手电光来，认为这些戴大盖帽的确是自己人，这才放下心来。
城门开了，曾宝堂营长率部队迅速冲了进去，割断电话线，俘虏了城楼上的所有哨兵。这时，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主力部队风驰电掣般冲进遵义城。守敌顿时惊恐万状，乱作一团，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打得丢盔弃甲，弃城而逃。
1935年1月7日凌晨，红军胜利占领贵州重镇遵义城。
（二）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失败原因归之于反动力量的强大，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同志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同志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会后，张闻天同志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明确指出，博古、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是第五次“围剿”不能粉碎的主要原因。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战略战术基本原则。
遵义会议还制定了红军尔后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并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进一步调整了中央领导机构。1935年2月5日，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五、“鸡鸣三省”会议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滇、黔交界之地“鸡鸣三省”的庄子。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鸡鸣三省”会议。这次会议研究和决定了三件重大事项：
第一，根据遵义会议精神，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决定由洛甫接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第二，根据敌情变化，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作出调整，部署红军战略转移。
第三，应中央苏区来电请示，讨论和研究了中央苏区今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遭受国民党军队20余万人进攻，敌情比长征前还严重。面对严峻形势，留守的项英先后三次急电中央，要求迅速指示行动方针并“立复”。为此，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鸡鸣三省”会议上专题研究了中央苏区问题，明确提出了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
“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与扎西会议之间承前启后的一次重要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讨论和解决了遵义会议已经确定但还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政治局常委分工问题，使遵义会议的重大决策得到进一步贯彻。
可以说，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职务。但是，事实诚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在重要问题上，大多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在取消博古、李德对党和红军的领导指挥后，尽管当时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毛泽东同志却说服了大家，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坚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虽然当时毛泽东同志没有最高领导职务的名义，但并不影响他在党和红军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发挥主导作用，不妨碍党内其他同志对他的领导地位的认同。”
“鸡鸣三省”会议最重要的历史启示在于：我们党要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及其核心。“鸡鸣三省”会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这个会议之后，党的核心意识日渐培育、得到增强。
六、扎西会议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9日，在称为“鸡鸣三省”的云南威信县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了三次政治局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和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及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决定。
七、苟坝会议
扎西会议之后，我们还召开了苟坝会议。1935年2月20日前后，中央红军二渡赤水河，回师黔北，并取得娄山关战斗胜利。2月28日二次夺取遵义。3月8日，毛泽东和军委纵队进驻苟坝。3月10日红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建议攻打打鼓新场。张闻天同志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多数人赞同，毛泽东同志坚决表示反对。当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又找到周恩来同志进一步解释反对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来同志提议继续开会讨论攻打打鼓新场问题，并和毛泽东同志一起最终说服与会者放弃这一主张，使红军避免了遭受重大损失。
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看一下两个事件：一个是土城战役，一个是打鼓新场风波。
八、土城战役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四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两个团。毛泽东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二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一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三军团三个师，占领土城东北五公里的一个高地，以红五军团两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更严重的是，红军从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川军不是四个团六千多人，实为六个团万余人，还有后续部队，且装备精良，战斗力很强。据当年在军委总部任作战参谋的孔石泉同志回忆：“我们在土城那一仗没有打好，因为对敌人估计不足。敌人的发报我们收到了，但把‘旅’翻译成了‘团’，因此估计敌人是两个团的兵力。如果知道是旅就不会打的。以后伤亡很大，不能不走了，是我们自己撤退的，只打了个击溃战。”
“旅”和“团”一字之差的情报失误，让毛泽东同志痛心疾首、刻骨铭心。后来，土城战役调动了干部团参加战斗，朱德到一线指挥，毛泽东亲自动员。干部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解了土城战役之围。
关于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土城战役的战略意义和对红军四渡赤水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土城这一仗，由于及时渡过了赤水，摆脱了尾敌，改变了被动局面。部队果断地变为轻装，甩掉了包袱（笨重物资），行动更自由了，更能打运动、游击战了。这又为后来三次渡赤水打胜仗，创造了有利条件。”
九、打鼓新场风波
猴场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收回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权和指挥权，中央红军的每一个军事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3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张闻天的提议，中央红军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红军撤离遵义、二渡赤水后，前敌指挥部根据敌情作出判断：敌周浑元纵队有由长干山向枫香坝、白腊坎前进之动态。3月9日，军委电令发出“关于迂回攻击长干山之敌”的部署。
3月10日1时，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用一份“万急”电报向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前进，消灭驻在西安寨、打鼓新场、三重堰之敌。”朱德同志认为，打鼓新场是黔北首镇，又是通往毕节的要塞，黔军比国民党中央军好打，打开打鼓新场有利于中央红军拓展川滇黔边根据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会议决定创建川滇黔边根据地）基础。而毛泽东同志认为不该打。
在要不要向打鼓新场前进攻打黔军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张闻天决断不下，只好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马鬃岭山脚一幢新修民房“新房子”（今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苟坝村四合村民组）里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部分中革军委局以上首长开会，专题讨论进不进攻打鼓新场问题。与会人员普遍认为：中央红军二战遵义后，战斗打得很顺利，战士们斗志高，求战心切，部队经过休整，可以投入战斗；打鼓新场既是红军战略转移必经之地，也是黔北重镇，地势险要，商贾云集，位于四大场镇之首，如果占领，可以给红军较富足的补给；驻守打鼓新场的王家烈的两个师，是“双枪兵”，战斗力弱。不久前遵义战役的胜利，黔敌已成惊弓之鸟，而我军则是胜利之师，如能乘胜追击，一定可以扩大战果。
毛泽东同志却坚决反对打打鼓新场，理由是：第一，红军经过长途奔袭，特别是遵义战役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力量还比较薄弱，且我军处境孤立，缺少外援；第二，军委二局戴镜元截获了敌方向遵义调动部队的电令，国民党中央军、川军、滇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鸭溪、枫香、打鼓新场压来，蒋介石也很看重打鼓新场这个地方，认为它是“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敌我形势十分严峻，如果贸然攻打，将会与滇军正面对垒，不能打固守之敌，部队受损不值得，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最后他作出判断：敌人100多个团的兵力，已对我军摆下南北夹击的阵势，如果此刻急于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然而，大多数同志还是坚持要攻打打鼓新场。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尊重多数同志的意见，民主表决，按大多数同志的意见办。结果，会议通过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
当夜，毛泽东同志又反复研究敌我态势，夜不能寐。他焦躁万分，半夜提着马灯，顶着凛冽的寒风，走了四五里崎岖山路，来到周恩来驻地，恳切劝说他晚一点再发布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恰好，凌晨3时50分，军委二局急电周恩来同志：“黔军犹旅由西安退泮水，向打鼓新场推进，滇军鲁旅由黔西火速增援打鼓新场，滇军安旅、龚旅亦进，同时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纵队也在集合”“红军如欲进攻打鼓新场，周敌、川敌有向我侧背夹击之势”。看过电报以后，两人重新考虑了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事宜。随后，毛泽东、周恩来连夜找到朱德，三位红军领导人认真分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后，决定于第二天早上继续开会。
3月11日一大清早，张闻天同志再次主持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详细分析敌我形势，反复阐述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大多数同志表示赞同。经过民主决议，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计划。事实证明，军委发出的这个指令是正确的，当红军主力向打鼓新场行动，准备打击黔敌犹禹九部时，在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和吴奇伟纵队，还有孙渡和郭勋祺纵队，如果红军当时贸然向黔军犹旅进攻，面对的将不是一个纵队，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大部分兵力——五个纵队。只要红军一发起进攻，就有被敌人合围的危险。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据理力争力排众议以理服众，坚持不打打鼓新场，及时制止了这次错误的军事行动，调回了正向打鼓新场前进的红三、五军团，避免了红军的重大损失。
所以，遵义会议是由一系列会议组成的。遵义会议之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之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还有两次战役（土城战役打得很惨烈，打鼓新场战役没有打成，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尊重）。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重大转折作用的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