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乡村治理的现状
智言智语智库时代
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李娜（渤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法学院，辽宁锦州121013）摘要：本文希望通过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及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土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加强农村政治文化建设，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作用和健全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为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出一些借鉴意义，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词：乡村治理；问题；对策中图分类号：D0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4609（2019）34-0050-002我国历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农业农村问题对当前工作来说十分重要，自2012年以来，就把农村问题作为工作的重心。农村需要发展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真实体现，但是要实现乡村振兴，无疑需要多方面的努力，但我认为乡村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现代化在乡村振兴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此，实现乡村振兴，首先需要推进乡村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现代化。一、乡村治理的内涵、特点及现状分析（一）乡村治理的内涵及特点“治理”与“统治”总是相对应而出现的，两者都是运用政治权力来实现社会的稳定。政治统治的行为主体必须是政府，而治理的行为主体却是多元的，虽然政府在其中仍起主要作用，但是农村基层组织、市场企业和社会团体等也在治理中起着很大的辅助性作用。治理就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多个行为主体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社会共同利益的要求。乡村治理理论正是治理理论在农村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运用。“乡村治理处于乡镇、行政村和自然村三个层次间，是一种基于政府组织与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其他主体运用公共权力进行资源配置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的是多中心参与，分工合作，目的在于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从中国农村的整体来看，乡村治理呈现出一种共性特征。首先，乡村组织在不断增多，但是乡村治理主体结构整体上仍较为单一。乡村治理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村委会主要成员起着主导作用。由于乡村自身发展缓慢加之基础设施的落后，乡村组织的发展也相对缓慢，对于乡村治理的辅助性作用的贡献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其次，乡村治理方式较为单一，村民参与力度较弱。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乡村治理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多，但是乡村治理主体仍然遵循旧方法。除此以外，大量村民·50·的外流，村民对于村庄的关注度不断下降，自身利益与村庄的联系越来越少，参与度自然大打折扣，很大程度上也不太关心乡村治理，导致这一情况愈演愈烈。最后，乡村治理的目标不太明确。很多乡村都是在机械地执行上级政府的任务安排，他们在很大程度上缺乏自身的主动性，有很多时候奉行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的理念。而且一味等着上级政府的安排，而上级政府自定的治理目标又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从而出现事做了但对于乡村发展的推动效果不是很显著的现象。（二）乡村治理的现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阶层分化打破了原有的刚性格局，使农民不再束缚在土地上，加之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可以自由地向其他行业转移，收入来源不单单依靠土地，也拥有其他收入来源。生活条件改善的农民大部分都会从农村迁到城市，从而受到市场经济的附属品即个体意识、功利意识及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使单一的价值观念受到影响，所形成的价值观念也越来越多样化，农村社会逐渐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空心村现象也越来越普遍。随着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外出务工的青年对于居住地的政策变化越来越关注，而对于自己家乡的建设却很少关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不会督促村民自治组织或者村委会治理能力的提升，使之很大程度上维持现状。这些现实状况对乡村治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二、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一）乡村精英的流失不利于乡村治理主体的构建乡村治理主体是指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机构、组织和个人。在乡村治理主体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村委会及村党支部，起辅助性作用的是农民组织和市场企业等。我们可以发现制度性治理主体中的乡村管理者主要由普通干部和大学生村官组成。大学生村官不论素质、文化水平还是个人能力都明显处于优势，从总体上提高了干部群体的综合实力。但是大学生村官也是干部群体中最不稳定的群体，他们大多是本村的大学生经过公务员考试考回本村。在农村阶层分化中受到城市吸引力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纷纷在合同到期或者合同期不满就辞职，这种情况不利于乡村管理工作的开展。同时，外出务工阶层中的人大部分文化程度都较高，而且年龄总体上较小，他们思想比村庄大部分人先进，综合素质较高。大量年轻高素质的劳动力外流，缺乏有头脑有思想的人引领农村经济的发展，市场企业在农村很难成长起来，市场主体的发育不成熟。除此之外，留在农村中的农民文化程度较低，个体公民意识较差，这种意识的提升并不是短期内可以达到的，因此农民组织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化向多中心迈进受到了阻碍，不利于乡村治理主体的构建。（二）村集体经济薄弱，乡村建设资金大多依靠政府补贴首先，乡村中基础设施落后，村庄建设中的危房改造、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一些公共服务的提供都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作为后盾。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经验的积累也知道基础投资建设属于投入大收益小甚至是几十年成本都不见得可以收回的，一般企业是不太愿意进行投资的。近些年来乡村建设的资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政府的补贴。但是最近几年城市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政府对于城市建设也越来越重视，投入的资金也越来越多。而政府的财政资金的来源是有限的，每年划分在乡村建设中的资金只能是一定的，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不利于乡村建设的进程。其次，对于农村来说，它本身发展速度就比较慢，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就处于劣势，除此之外农村
篇二：乡村治理的现状
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吴荣强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实现，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迈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乡村。党中央、国务院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的目标是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随着乡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及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如何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成为当前乡村治理的难点。本文主要结合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几点建议。一、乡村治理的含义乡村治理相对于国家治理而言，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乡（镇）政府对农村社会的管理。它不同于乡村管理，它是政府、乡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为乡村利益和发展乡村而共同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或状态。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二、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一方面，广大群众参政议政意识不断增强，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受市场经济的影响，小农意识深入骨髓，基层政府传统的行政管理意识犹存。由于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形成了当前乡村治理中的种种问题。一是乡村服务能力低下。乡村两级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尤其是村干部。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村干部文化水平都在高中以下，而且年龄偏大。由于基层干部待遇低、升迁无望，大部分年轻人不愿待在基层，出现了城市人才过剩、乡村人才短缺的现象。现有的乡村干部受传统观念影响，加上文化水平有限，服务能力普遍低下。二是公共服务不到位。近年来，乡村的道路、电力、文化广场、村卫生室等基础设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与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更重要的是卫生、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还不到位，科技、文化服务明显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不完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尚未建立。三是基层财政困难，村集体经济缺乏收入来源。当前，大部分乡（镇）村两级无工业企业支撑，乡（镇）政府无税收来源，村集体经济更是捉襟见肘，大部分村的收入仅靠上级拨付的经费。由于缺乏维修养护经费，导致部分基础设施建成后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镇）村两级的发展。四是“小微权力”腐败现象客观存在。在当前从严治党的高压态势下，腐败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在一些农村地区，个别村干部仍然借助于41L力。ilun理论手中的权力，侵害集体利益，借为群众办事之机，吃拿卡要。部分村的财务管理混乱。这些“小微权力”腐败问题，直接发生在群众身边，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公信五是宗族势力和派系之争在广大农村依然存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开展，严厉打击了黑恶势力，但在广大农村，一些家族势力打着为群众利益着想的旗号，暗地里煽风点火，破坏稳定大局。个别缠访户、闹访户长期无理上访，消耗了基层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个别村庄，派系之争由来已久，为了蝇头小利你争我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六是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不高。受金钱至上思想的影响，在当前农村，群众的社会公德意识弱化，存在“给钱的事就干，不给钱就不干”现象；遇事各扫门前雪；只想从集体要利益，不愿为集体作贡献；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管自己舒心，不顾他人安危……这些自私自利的思想和行为在广大农村群众身上客观存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违背，极大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果。三、当前乡村治理的建议一是优化干部组织结构，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干部队伍结构要按照“老、中、青”相结合的比例配备乡村干部。从退伍军人、毕业大学生、致富能人、回乡创业者等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村级后备干部队伍中去。同时，注重文化意识培养，加强培训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二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在原有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力度，注重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投入，让农村享有与城市平等的公共服务。三是拓宽增收渠道，不断壮大村集体经42济。通过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村集体资产。利用村集体荒山、荒坡等资源资产，采取招商引资办企业、折价入股等形式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一些地方采取财政投入建设施、企业有偿使用、村集体收益分红的办法来增加村集体经济，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只有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通过产权制度改革，让村民变股民，主动参与乡村治理，成为治理的主体，才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当前，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在乡村治理中以户为单位采取积分制的办法，对广大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各种表现及参与度赋予一定分值，根据年终积累的分值，参与村内评先评优活动，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这也是一种值得借鉴的经验。四是规范财务管理，惩治“小微权力”腐败。充分发挥村级财务监督委员会职责，推行村级阳光办事程序，选拔懂财务的专业财会人员管理村级财务，定时定期进行财务公开。对大项集体支出，提交村民代表会审议，严禁一言堂开支。在事项办理上，公开办事流程，让权力暴露在阳光下，让群众明白，干部清白。五是继续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非法缠访闹访人员。在当前取得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胜利的基础上，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对一些宗族势力、派系之争严重的地方，加大打击力度。尤其对个别胡搅蛮缠、缠访闹访人员要依法打击，避免“一个老鼠坏一锅汤”现象发生。六是强化宣传引导，提高群众参与热情。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引导群众弘扬社会公德、恪守职业道德、传颂家庭美德、提升个人品德，积极参与村集体事务。只有人人参与，才能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根本目标。（作者单位：河南省南召县留山镇农业服务中心）
篇三：乡村治理的现状
(ffl《资源节约与环保》202T年第5期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及对策探析刘仲（安徽省环协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安徽合月巴230088）摘要：美丽乡村建设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它
也是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步伐的一项基本战略。关于美丽乡村
的环保意识都较差。即使其参与到了环境治理过程之中，但是很
快之后原本的生态平衡又会被打破。他们随意开采资源,造成了
当地生态结构的改变。这使得田地、河流遭到严重的污染，而肆
战略实施，要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发展现状。针对其中的自然环境、生活环境发展问题，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出发。了解
到生态环境治理新模式，结合农村实际，做好政策管理。进行监
督发展，完成可持续化生态链构建，真正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
理不足点。围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新对策引入，完成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关键词：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对策分析引言关于当前农村生态环境发展，其中一个较为严峻的问题就
是农村生态环境本身的破坏。由水污染、土地污染、空气污染所
造成的环境污染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他段也给当前农村经
济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损害。在农村城镇化发展步伐推进过程
中，这不利于农村人民的正常生活。中国最新的农村生态环境
治理虽已出现，但是在综合环境治理发散过程中仍存在着较多
的问题。如何对于农村生态环境做好打造，完成系统化治理体
制建设是目前环境治理工作的要点。必须积极整合农村生态环
境治理模式，结合农村实际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完成农村生态
化发展。1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1.1农村生产环境污染农业、工业是农村人民获取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是由农业和
工业发展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却相对严重。后续其治理难度
也较大，这成为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农业生
产过程中，农业污染物用量逐渐增加，农民为了获取好的收成，其大面积的使用一些农业化肥，造成了土体环境的失稳,也使得
水体遭受到了破坏。大多数农村工厂没有完善的污染物处理工
艺，在排放污水时，这污染了当地的环境，造成了农村生态的破
坏唱
同时过度开采煤矿、修建铁路公路等内容也对原有农村生
态环境产生了破坏,它导致土体和水体的污染。乡镇企业盲目的注重经济开发，没有与农村可持续化发展相匹配，造成了农村生
态环境的破坏。1?2农村自然环境污染在大多数农村地区，为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人们大量开荒毁
林，过度放牧,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的破坏。近些年来，虽实行了植
树造林、退耕还林等措施，但是人们的环保意识仍然没有提升。
原本的环境污染给现有的发展带了来巨大的破坏，大多数居民
意使用化肥、农药等污染物则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这些严
峻的污染问题不容忽略，也必须采取一些有效措施对这些问题
做好管控。它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环境，阻碍了中国农村的可持
续化发展。2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存在问题2.1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治理能力较差从农村当前的生态环境治理过程来看，政府本身投入的资
金内容就不太多。任何时候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都离不开资金
的保障，中国农村总体生态资金投入力度不足，政府也没有开展
相应的奖惩措施对其作出管理。在以往的发展过程中，过多重视
城市治理工作，将大量的公共服务型资金用于城市环境治理。由
此，农村的环境治理也很难与相应的财政支出相匹配。其(ffl《资源节约与环保》2021年第5期农民将生产废物随意地堆积在路边，他们没有任何与环保有关
的一些理念。农村地区人民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中的意识较低，定要坚守自己的原则，抵制城市污染问题的转移。杜绝做“城市
的垃圾中转站”,保护农村环境，维护农村生态发展。农村人民也
要由自己的环保理念规范自身行为，用切实行动去做出环境保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自我收入内容。加之部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这造成农村地区人民素养普遍偏低。其不具备相应的生态文明
护。共同完成环保内容提升,遵循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意识，认为环境治理工作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这阻碍了农村生态
环境保护发展，也难以对于生态环境内容做出实际保障。倡导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立，在绿色宗旨发扬过程之
中，围绕生产效率提升与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对于乡镇企业的三废排放，做好严格把关。对于不达标者，一
3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对策3.1加强基金投入，完成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也必须由政府部门作
律作出惩处。控制好农业生产中的化肥农药使用用量，农村基层
领导要发挥自身带头作用，积极检举各类破坏环境的行为。通过
强化农村生态监管，做好社会形态下的新农村内容构建。3.4建设可持续化农村经济，做好有效农业建设传统的小农经济限制了农村生态化步伐的推进，粗放式的出牵头引导。完善当前的环保资金投入力度，增强整治制度发
展。拓宽社会参与机制，寻找农村环境、社会治理途径。在建立专
项化农村拓展资金过程之中，了解到农村环保治理体系建设过
程。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通过调节税收以及支撑企业做出发
农业经济也给水、空气、土地带来严重的破坏。这样的农业生产
模式往往是得不偿失的，它也让农业生产过程不够其科学化，由
展,完成综合化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引导农民做出参与，完善
当前的环保基础设施建造。其主要包括对于垃圾污染治理，增设
此政府部门要牵头做出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在农业生产
垃圾分类桶、垃圾处理站，对于生产所造成的农业污染、粪便污
染、焚烧污染等问题作出管理。进行严格控制制度建设,并建立
过程中，加强对于科技化农业的关注，并做出高效化农业生产体
系推进。科学合理地做出现代农业生产，走出新型的农业发展道
路。在利用特色资源过程中，结合本地区农业生产实际，发扬特
相关的沼气池，做好生态化农村环境站建立。在全面宣传农村环
境治理技术过程中，提高农民的治理能力。政府也可以通过一定
色农业、完成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可持续化农业的结合。形成属
于自我的竞争优势，减少农药、化肥使用量。尽可能地使用一些
的奖励措施，鼓励公众做好创新，将创新型农业作为后续农业生
产的主要模式，并以农业实际治理效果作为其要素。3.2完成环保宣传，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政府部门必须综合当前的环境宣传有效模式，由政府部门
有机肥，同时也要对于地膜的使用作出管控。在使用地膜之后及
时作出回收，增强农民的环保意识,让其认识到可持续化农业发
展对于后续农业发展所能够起到的作用。不盲目追求农产品的高产量，在工业发展方面，也要加强对于新设备的研究引入。减
人员的环保意识提升去强化后续多形式农业生产宣传工作。通
过放电影、
篇四：乡村治理的现状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7篇)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汇报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汇报必须有情况的概述和叙述，最重要的是结果，经验总结也是必不可少的，话说回来，你知道怎么写汇报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1一、加强对综治工作的领导，切实落实工作责任制
村两委班子始终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本村中心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常抓不懈。年初，及时成立了村综合治理委员会、村人民调解委员会、村普法依法治村领导小组，村帮教安置领导小组，村反对邪教工作领导小组，由村主要领导兼任组长，将总支部书记、主任、村两委成员、各承包组长纳入了领导小组成员。形成了书记亲自抓，治保主任具体抓，成员全力抓的良好局面。与各承包组长和相关企业签订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消防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禁毒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制定了比较具体的考核管理办法，实行社会治安一票否决，与经济工作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从而保证了综治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强化工作措施，扎实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一年来，我们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总体目标，深入开展平安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深入排查化解各种矛盾纠纷，大力推进农村基础建设，健全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不断推动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全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
一是深入开展“平安村”“平安单位”创建活动。上半年，我们认真贯彻上级有关精神，将“平安村”、“平安单位”的创建活动作为工作重点，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平安建设，掀起了平安建设的高潮。同时，掌握各承包
组情况，严格按照创建标准，抓申报、抓创建，使平安创建工作家喻户晓、深入民心。同时，严格落实镇综治办例会制度，对日常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予以解决，居两委职责明确，有效的.推动了民主管理和依法治居工作的有序进行。
二是扎实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工作。1——6月份，共调处矛盾纠纷10起，调处率100％，调处成功率达到90％。收到上访信件2件，接待处理群众来访10起。我们按照镇党委、政府的工作安排和部署，进一步强化领导，明确责任，扎实工作，全村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首先是强势发动，营造氛围。多次召开会议，宣传开展矛盾纠纷集中排查调处工作的目的意义，为当前营造和谐稳定的新农村创造了条件。其次是村组上下联动，认真梳理排查矛盾纠纷。7——12月份共排查梳理出10件重点矛盾纠纷问题，其中：涉及人数较多的"1起，其它9起；属于土地承包2起，界址纠纷6起，邻里纠纷2起，目前正在积极进行调处。
三是加强法制建设，全面启动“六五”普法工作。今年以来，共举办法制讲座班2次，培训人员100余人，重点对《村委会组织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婚姻家庭法》、《种子法》等法律进行了宣讲。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下一年打算：
今年以来，全村综治工作开局良好，进展顺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村、组、户打防控体系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应有作用，今后需加大综治经费的投入，以提高联防员、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农村调解力量不足，个别纠纷案件不能得到及时妥善处理。三是综合治理信息交流和反馈制度不健全，一些上访纠纷根本未经组、村处理，个别村民就越过镇上访到县政府了，使下面工作很被动。以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将在下一年的工作中进一步拓展思路，强化工作措施，逐步研究解决，以期全村的综治工作能够取得更大进步。
下一年，我们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认真抓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要将社会稳定做为当前的一项大事抓稳、抓实。我们要将集中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专项活动全面引向深入，全力调处化解前一阶段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坚持边排查、边调处、边上报。一要切实做到“二得两化解”、“三减”、“四到位”，即矛盾纠纷控制得住，调处得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力争做到越级上访减少，热点、难点问题减少，事件减少。做到排查、调处、防控、宣传四到位。二要采取集中排查与分散排查相结合，点、线、面相结合的方式边排查边调处，集中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行拉网式排查调处。针对排查出的各类矛盾纠纷，按照“谁管理，谁负责”、“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把化解矛盾的责任落实到单位和责任人，做到有领导负责，有专人处理，有调处方案，有解决时限，按照公开、公正、依法调解的原则，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三要深入村、组、户，了解掌握信访苗头，做到底子清、信息灵、情况明。四要充分发挥村民事调解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多方努力，推动问题解决，达到事事有结果，件件有落实。五要依法办事，推动问题有效解决。对各承包组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在做好法制宣传和稳定的同时，积极引导群众通过法律渠道，到上级司法部门请求解决。
二是加强基础工作，着力解决社会治安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一要全面加强基础工作。要全力配合镇综治办完善综治工作台账的健全、规范工作，各种资料齐全。二要全面加强帮教工作。按照有关会议、文件精神，要重点以青少年群众教育管理与服务为突破口，加大对未成年子女、闲散未成年人、边缘学生群体和违法青少年的帮教服务，使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取得新成效。三要认真落实关于排查整治农村治安混乱地区、推进农村平安建设的总体部署，对本村和企业内部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加大重点整治力度，确保工作取得成效。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2自我分管农村环境工作以来，立足实际，紧紧围绕集中县、镇整治的目标，认真对照整治要求、细化整治内容、明确整治范围、严格整治标准、跟踪督查考核、实行在镇绩效月考核设置一定分数，严格考核督查。全镇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形成了领导
带头、人人参与、村村争先的良好氛围，全力开展城乡环境集中整治攻坚行动，着力打造“四美两宜”的人居新环境。
一、主要做法：
(一)强化组织领导，提高思想认识
一是思想重视，精心安排部署。
成立了镇人居办公室，研究制定村人居环境整治结对共建的通知、自定xx镇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建议，利用周一学习例会安排镇农村环境工作并通报上周各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情况，细化具体工作举措，分解工作任务，实行双包保机制，制定整治标准，明确整治重点，从严狠抓落实。要求全镇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务必高度重视，行动上务必见真碰硬，全力开展城乡环境集中整治工作。二是传导压力，落实工作责任，化压力传导。每村报一名村干部负责，将保洁员责任到人，定村庄、定路段、定标准、定时限，将责任层层细化分解。村干部全部深入一线，带头参与整治，不等不靠不推诿，使狠劲、动真格、下苦功，形成了全民动员、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有力确保了全镇农村环境卫生整治行动的顺利推进。
(二)强化宣传，营造浓厚氛围
一是加大宣传力度，教育引导群众增强文明环保意识，营造了镇村互动、上下联动、干群共建共管共治共护的农村环境集中整治工作氛围。
(三)突出重点，开展综合整治。
以“整治安岗圩为中心，提升一条主街道，树立八个示范村，两个社区”为目标，一是坚持以治“脏”为重点。全面清除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和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彻底清理大街小巷“五堆”，实行“户分类——村收集——村清运——村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建设多处垃圾填埋场，实施定点收集、定点倾倒、定时清运、集中处理。截至目前，动员干部群众6000人次，其中党员干部600人次，转运陈年垃圾18000方，整治大街小巷“五堆”6100处。
坚持以治“差”为重点。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差、公共服务差问题，争取项目资金，全镇10个村新一届两委干部带领党员群众掀起新一轮
整治高潮，同时结合环保工作实行了包片领导包主要路段、村干部包主要街道，发动党员干部500余人，动用机械20余台次，清理垃圾、柴堆1200余方，有力巩固前期整治成果。八是坚持以长效机制运行为重点。在全面整治的基础上全镇20个村根据各自实际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环境卫生长效运行机制，切实巩固整治的成果。同时各村成立了领导机构专门负责此项工作，并完善了《保洁员管理制度》、《垃圾清运制度》、《环境卫生监督员制度》和《奖惩制度》等相关制度，真正做到了抓早、抓常、抓出实效。引导桃果种植户合理堆放定点堆积。
(四)强化督导，时时跟进
镇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城乡环境集中整治行动的督导检查力度，镇人居办下乡监督和支持所村的环境整治工作。镇行动领导组对全镇10个村环境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实行不间断督查，跟踪问题整改，对整治行动迟缓、工作推进不力的干部，进行逐级约谈督办、通报批评问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考核，直接与农村环境卫生和主干绩效工资挂钩。
二、下一步工作打算
目前，虽然我们的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离上级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还有很大的差距。主要存在：一是各村环境卫生长效机制还不够完善，制度作用发挥不明显；二是各村集体经济薄弱，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环境卫生整治配套资金严重短缺；三是各村垃圾倾倒点规划不合理；四是沿主干路柴堆等堆放不够规范等现象。
20xx年，我镇将继续深化农村环境卫生整治工作，抓重点，攻难点，紧紧围绕县委、县政战略目标，努力打造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示范样板美丽乡村。
一是继续强化教育、宣传和引导，努力提升农民素质。
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展文明乡村、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大力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农民群众的.文化素养、生活品味，引导广大农民群众改变落后、陈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确保农民既用心参与活动，又享受劳动成果，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的浓厚氛围。
二是继续完善农村环境卫生整治长效机制。
要坚持把集中整治与建立长效机制结合起来，完善各项整治规划，完善村规民约。要进一步细化任务、明确奖惩措施，执行落实好已经建立的卫生打扫、垃圾清运、全天保洁、门前三包等机制，绝不能“一阵风”，让制度成为摆设。
三是继续强化工作措施，做到四个结合。
继续同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分步实施；同脱贫攻坚相结合，以市委刘书记提出的“四好”为目标，联合帮扶单位进行结对帮扶，提升贫困户家庭环境；同农村卫生家庭创建相结合，以庭院内外“三包六净”为抓手，联合团委、妇联、计生等部门，签订“三包六净”责任书，使卫生家庭创建全覆盖；同乡镇河长制相结合，全镇8个沿河村河长要加大巡河力度，解决沿河垃圾、河道垃圾及沿河企业的乱倒乱排现象，规范河道治理，不断推进全镇的面貌更上一个新台阶。
四是继续强化督查问责，巩固成果。
镇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此项工作的督导检查力度。要增加检查次数，扩大检查覆盖面。将对工作成效显著的进行典型宣传，对工作推进不力的进行公开曝光，让先进有光有彩，让后进无地
自容。同时要将督查结果、工作成效与下拨专项资金、干部考核紧密挂钩，年底对此项工作进行评比。真正通过强有力的督查考核，推动城乡环境集中整治达到预期目的。乡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汇报
今年以来，我乡认真贯彻落实环境保护工作条例，根据上级关于环境保护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发扬务实进取，锐意创新的工作作风，从源头抓起，从基础工作做起，严格执法检查，强化环境治理，在不断提升环保工作水平的同时，有效促进了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城乡卫生环境的改善，推动了全乡经济社会事业的健康、快速、协调发展。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3村的人民调解工作一年来在镇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领导下，主要
抓预防：一是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制度，经常深入到村民群众中了解村情民意；二是治保员和人民调节员既是工作人员又是矛盾纠纷信息员，利用他们入户走访的时间对本村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上报，通过实行矛盾纠纷排查制度，我们掌握了调处矛盾纠纷的主动权，提高了矛盾纠纷调处的成功率。对已处理的纠纷，建立回访制度等防范措施，把排查、调解、处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做到抓早抓小，堵塞漏洞，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及时有效地消除长松村不安定隐患，规范了调解程序，使调解工作走上了规范化的轨道。在调解矛盾纠纷中，我们做到情、理、法结合，动之以情，明之以理，晓之以法，严格遵守调解程序，注意选择调解方式。在查明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调解程序，帮助当事人达成，对于调解不了的矛盾纠纷，也在稳定事态的基础上，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
一、调解委员会工作开展情况
1、人民调解工作是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第一道防线，处理不及时，容易导致矛盾激化，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因此，我们选择有诚心、热心、耐心的`人作为调委会成员，能够及时主动介入矛盾，及时依法调处，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2、完善调解组织功能，强化调解职能，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在化解基层纠纷和矛盾中所起的作用。
3、开展基层法律服务，面向群众，提供各种法律咨询，向村民开展一些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活动。
二、社区矫正工作和安置帮教工作
我们始终坚持把“教育、感化、挽救”这一工作方针作为安置帮教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积极探索安置帮教工作新路子，建立帮教小组，责任到人，做到出来一个教育一个，减少重新犯罪，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措施如下：
1、为了使帮教工作切实有效，我们对安置帮教人员进行登记注册，办理有关帮教手续以便于我们进行帮教跟踪服务。
2、经常主动帮教人员谈心，具体由人民调解员和帮教人员进行面对面对话，及时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对其生活困难的地方进行帮教，做到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事感人，想方设法帮助帮教人员解决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难题。
20xx年村调解工作抓得紧，信息畅通，宣传工作到位，使很多矛盾纠纷都被清除在萌芽之中，实现了调解无空白、隐患无死角，为给村村民一个治安良好、环境整洁优美，人际关系和揩的新型文明村而努力奋斗。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4一、强化领导，精心部署
建立维稳防范长效机制，我们根据工作实际结合本村地域分散特点，在支村两委的高度重视下，成立了以支委闵玉新为组长，协会会长为副组长的创建平安领导小组，由村支副书记吴顺清同志主管，层层落实的工作责任制，村级与各小组签订责任书，小组与家庭签订平安家庭承诺书，为提高基层治安防范工作，我们把打击整治和日常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起平安村居创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和创新工作方法，村级每年投放用于协会经费都在6000元以上，协会的阵地建设现有房间四间，面积120余平方米，占用了村部的大半江山，现在办公桌椅、会议活动场所音响、电视、电脑、数码相机及其他办公设备一应俱全。支村两委的高度重视，为综治维稳工作创造了良好宽松的工作环境和基础保障。
二、排查矛盾化解纠纷，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是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唐家园村是我家，平安稳定靠大家”是全村人民的共同心愿，让每位村民都把平安创建工作融洽进自己的"生产，学习生活之中，时时说维稳，处处创平安，使村民愉快的生产、生活，是我们协会的工作目标。
1、坚持召开稳定形势分析会。除镇维稳协会综治办召开的例会外，支村两委党政会议研究维稳工作的会议每年都不少于6次，村级综治维稳理事会议全年不少于8次，针对特护期间，重大活动等全面分析我村矛盾纠纷引发，如寒暑假期间，很多未成年人泡网吧现象严重，家长来村诉苦，小孩在网吧昼夜未归，给社会稳定带来了影响，村及时召开会议，由闵玉新、陈雪梅、李小阳等同志不定期对网吧进行检
查，协会并在村组织学生乒乓球比赛、书画比赛和到五保、特困户、残疾人家庭开展送温暖等义工活动，农村书屋已有4000余册图书，每天全天候向他们开放。这样既教育了他们远离网吧，又丰富了他们的寒暑假生活，受到了家长的赞扬。
2、坚持矛盾纠纷排查机制，促进社会和谐。村协会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每年都有详细的记载。做到了小纠纷不出组，大矛盾不出村，做到矛盾抓在萌芽前，防范做到激化前，教育走在化解前，如外资企业景泰烟花公司，在辞退60岁以上员工时，辞退待遇上发生纠纷，造成员工与厂方发生围堵厂门的事件，书记李杰、副书记吴顺清。支委闵玉新、协会会长陈应梅都在第一时间内赶到现场，逐户走访，苦口婆心做好工作，精心调处，终于取得了谅解，做到了息事息访。事后，厂方买来了音响设备，送到了协会，表示感谢。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调解方法，动之以情，以情感人，晓之以理，以理服人，喻之以法，以法警人，解开一个个七缠八绕的疙瘩，化解了许多水火难容的矛盾。XX年共调处纠纷11起，比去年较少9起，矛盾纠纷下降40%，有效的化解了矛盾纠纷和各种隐患，构建了基层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赢得了一片安宁。
三、重点防范，专项整治
1、认真做好企业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是综治维稳在境内工作的一项重大使命。我村15家厂站都是危爆企业，平均0.82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我们主动配合镇综治办、安监站每年召开企业安全员工作会议和企业员工安全技术培训，严防死守。XX年就举办培训班6次，XX年已举办3次，参加培训员工1213人，使员工思想上提高安全意识，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应知应会，发证上岗，这样就大大减少了因违章生产而带来的隐患。XX年到现在15家企业生产安全事故率为0。给村民生产生活生命带来了幸福与安康。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5一、齐抓共管把村治安作为村建设的保证：
1、认真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加强村治安防范措施的落实，增强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切实落实属地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
村建设综合治理工作。
2、进一步加大创建平安社会活动的宣传力度，提高全民参与意识，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治安志愿者的活动中。村动员辖区内的村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主要村民院落悬挂、张贴宣传横幅、标语，使我们的创建平安社会活动宣传教育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3、完善组织网络和规章制度，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工作。村群防群治工作组织健全，今年，我村组建了一支巡逻队，村巡逻队队员每天佩戴义务巡逻袖章下户巡逻已形成制度化。村上还给巡逻队配备了警棍、喷雾器、手电筒等器材，村工作人员还做好了值班安排，每天分班分组地按照预定时间、班次、巡逻路线进行巡逻，保证24小时都有人值班，24小时都有人巡逻，并做好巡逻记录。通过提醒村民加强防范，村民群众防范意识明显提高，防范力量建设显著增强，自开展巡逻以来，我村治安、刑事案件的发案率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刑事案件发案率得到有效遏制，村民群众安全感显著提高，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
4、XX年度我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书规定今年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群防群治工作上，我村为了更好地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努力降低发案率，保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二、以流动人口、房屋租赁规范化管理为突破确保村民院落发案率的下降：
1、加强流动人口、房屋租赁规范化管理，严抓人口管理工作。村定期或不定期的对辖区常住人口，外来暂住人员，重点人员进行调查、登记。目前我辖区内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为53人，共有出租房屋户23户。每一户出租房屋业主均与村签订治安责任书，村每月对出租房屋进行治安查验至少1次以上，流动人口登记率达100%。
2、督促辖区周边企业单位坚持谁用工、谁管理、谁负责，谁出租、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严把流动人口流入关，做到来路明、底子清、管得住，确保外来人员不失控。
三、深入开展禁毒与警示教育、强化居民防范意识：
1、结合禁毒工作安排积极开展无毒村的创建工作，以不让毒品进
我家等活动为切入点，在村内以禁毒宣传单，入户宣传等活动形式，加强了村民的禁毒意识。目前我村无新滋生吸毒人员，无制、贩毒行为。
2、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xxxx组织的警惕。一方面我们经常下到群众当中去，通过与群众的交流，从中了解是否有新滋生习练者，做到发现一个，帮教一个；另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向我们揭发、提供xxxx组织的非法活动，做到发现一起，处理一起。由于一直以来我们在辖区内做了大量的宣教工作，所以至今没有发现有新滋生习练者及习练者发动的集体闹事、集体上访事件，也没有发现xxxx组织发动的非法活动。
四、围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抓好两劳帮教、开展人民内部矛盾的预防调解工作：
1、村委会以板报、宣传栏等形式，组织辖区村民全面开展法律进村宣传活动，积极开展各项普法宣传工作，营造辖区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我村今年悬挂各类法制宣传横幅及海报5条，发放各类普法宣传单700余份，参加司法局法制培训1次，通过开展法律进村活动，增强了村居民的法律知识，使居民懂得了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性，提高了居民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
2、截止至今，我村共有刑释解教人员12人其中：刑满释放人员12人；解除劳教人员0人。村结合每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建档登记，村帮教小组定期走访，了解两劳人员的思想动态，开展经常性的帮教工作。
3、积极排查和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各类矛盾激化的原则，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今年，调委会共接受调解纠纷2起，排查率100%，调成率100%。
通过一年的综合治理工作运行，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许多不足，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街道综治办的领导下，结合我们村的实际，扎扎实实的开展好各项稳定工作，改正存在不足之处，努力为村民营造一个安定、繁荣、祥和的生活环境。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6洪家村地处平定乡中部，位于梨温高速和杭长高铁之间、梁余线道旁，是余江区第三批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全村共有114户427人，常年在外人口180人。从前，这是个远近闻名的上访村，发展一直处于停滞状态。青壮劳力大多长年在外务工，留在村里的是被戏称为386199部队的留守妇女、儿童、老人。村容村貌长年不变，多年来村里除了增盖几栋砖瓦房外，其余仍是“多年如一日”，危旧空心房屋日益倒塌破败，沦为蛇鼠虫蚁巢穴，村内小路泥泞杂草丛生，出行可谓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高耸的院墙既阻碍了道路的交通，也筑起了邻里之间心灵的围墙，主妇们常因一点鸡毛蒜皮小事恶语相向，三尺地基你争我夺。
20xx年，洪家村被列入我区第三批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村，村里在乡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经过民主推选，选出了一批在村内威望高、品质好、热心建设家乡的带头人，建立起了村民事务理事会。新当选的理事们下定决心，统一信念，一定要抓住宅改契机，要在不失乡愁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农村，从根本上改变洪家的村容村貌。
一、结合“宅改”，推进村容村貌大转变。
理事会建立起来后，经过走访调查、会议讨论，一致认为要想有效推进宅基地改革，扭转洪家落后面貌，必须充分争取和发挥在外乡贤的充分支持。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在外乡贤们的根始终深植于洪家这片沃土，他们人虽长年在外，但是始终牵挂着家乡。
一是慷慨解囊，众人拾柴火焰高。洪家乡贤助力一改促六化，集资启动资金到账47万。在外经商的洪冬金在看到宅改后的变化，听闻家乡要新农村建设提升，便主动捐助3万元用于购买洪家"门面石"；洪摇堂捐助休闲广场上的建设用具；洪巧俊、洪瑜君捐助图书馆书籍；古井、健身器材、果树绿化、八角凉亭、路灯等都是乡贤捐助的。在外乡贤一心为家的行动感染着每一户村民，他们自发集资4万元用于河边路段建设，理事会为了激发群众动力，对捐资人员进行张榜公示。理事长洪炳金说：“我们村庄因发挥了乡贤的作用，变化极大，已经有越来越多乡贤主动找到我们理事会，说要帮助自己村庄变得更好”。
二是借力打力，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农村老人大多对于宅基地的认识停留在表面，认为宅基地是祖业，一些村民对于要拆自己房屋的做法十分不认同，甚至阻挠村干部、理事的工作。为此，洪家乡贤主动做好自己家、亲戚家老人工作。对于思想顽固不化、寻衅闹事的村民，乡贤都会利用过节回家的时间，共同上户做思想工作，直至做通。
三是头雁先飞，引领改革矫健步伐。在知名人士的带动下，全村青年人越来越多投入到家乡的建设当中，起到了“领头雁”的作用。洪天辉、洪继华在20xx年6月宅改后创立了“青农基金会”，建立了“店上洪家青农基金会”微信群，从刚开始的16个人，到现在发展成62个人，人心齐，泰山移，大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村庄能变得更好。结合精准扶贫工程，青农基金会成员深入走访了42户人家，并给予每户贫困户3000元的帮助，走访了70岁以上老人40个，每人捐助100元、一桶油、一包米。
二、结合“平安建设”，推进“和谐洪家”新进程。
一是搭建智慧社区格局。平定乡洪万村洪家组在全乡范围内率先建成村小组综治中心1个，综治中心位于崇文图书馆二楼，建筑面积138平米，设有矛调室、综治工作室、党员活动室、会议大厅等。村内安装太阳能路灯19盏，枪式监控探头10个，基本实现了村内主要道路亮化无死角，监控无死角，综治中心视频监控实现视播一体，即定点广播对应相应监控探头，从监控中当场发现可通过定点广播即时提醒周边群众，治安状况得到极大提升。二是深入开展村民民主自治。始终坚持“德治为先、法治为本、自治为基”原则，洪家村先后建立起了村民理事会、调解委员会、红白理事会、义务治安巡逻队等多支队伍，法律明白人占总户数比重超过15%，有力提升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教育的水平。三是完善矛调机制。结合“乡、村、组、调解员”四级调解网络体系，洪家小组建立调解委员会1个，选聘委员6名，义务治安信息员15名，做到“五个有”：有组织机构、有调解人员、有调解场所、有调解制度、有调解台帐，发动综治网格员、平安志愿者等定期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弘扬“枫桥经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今年共调解邻里纠纷6件，做到
了小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四是推行综治银行积分制。通过以规促德、以文养德、以评树德的模式，建立综治哨所，对村民“三治联动”行为进行积分制评价，促使村民道德文明水平提升；五是精心打造综治宣传工作亮点。洪家村紧邻杭长高铁，村内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一条百余米长，面积达1500余平米的铁路护路知识宣传长廊，有力的推动了铁路护路观念的普及；六是做好扫黑除恶专项工作。扫黑除恶宣传发动工作深入人心，理事会组织召开扫黑除恶专项群众大会1次，发放扫黑除恶宣传单100余张，扫黑除恶深入人心；七是打通民意传导通道。通过开设流动意见箱，避开农忙时节，到田间地头搜集群众意见120余条，积极为民排忧解难；八是开展“好婆婆”和“好媳妇”评选活动。对于获奖的农户，由青农基金会给予获奖的`家庭每户1000元的物质奖励。
三、结合新农村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大变革。
宅改后，洪家村持续开展新农村建设，先后建起了幸福楼、崇文图书馆、留守儿童快乐之家、农耕广场、文化广场。一是老有所终。村里新建的幸福楼建筑面积达251平方米，共有房间8个，现用于五保户居住；二是幼有所长。73岁的退休老教师洪光华在崇文图书馆义务开办起了留守儿童快乐之家，30余名留守儿童在洪老师的带领下读诗、练字、下棋、跳舞，还可以通过视频连线在外务工的家长们进行亲情对话，消除了家长们的后顾之忧；三是壮有所用。崇文图书馆占地面积138平方米，收藏种养殖技术等书籍等3000余册，村民们闲暇时也可来此看书放松，汲取新生知识；四是老有所乐。村里出资购买了电影放映设备，村民可免费观看电影，安装了健身器材，引导村民锻炼身体，还帮助留守妇女们组建了广场舞舞蹈队，进行免费教学。如今每天晚饭后，妇女们不再像从前一样流连于麻将桌上，而是在文化广场伴随着美妙的音乐翩翩起舞。如今的洪家村，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好一幅大同世界的美丽画卷。
继孝思，笃人伦，醇风俗，厚人心，体验感、幸福感、获得感是激发群众内生动力最好的来源，在这个过程当中，洪家村风貌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现在的洪家村，路宽了，景美了，人心也齐了。
洪家村以社会治安综治治理工作为抓手，以宅改为契机，有力助推促进六化协调发展，通过深化盘活利用空闲宅基地，做好新农村提升工作。下一步，洪家村将继续推进民生工程，建设滨水广场，打造休闲鱼塘，积极发展集体产业，助推本村各项改革，让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
村级乡村治理情况汇报7上半年以来，我村认真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深化平安村创建工作，为全村的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一、领导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维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由村支部书记为本村社会综合治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为直接责任人，并建立工作责任制，纳入领导班子成员职责分工中与其他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分管人员具体抓的格局。定期研讨工作，制定综治工作方案，切实把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各项综合治理措施真正落到实处，完成综治主要责任任务和工作目标，维护社会政治和社会治安稳定。
二、建立整体防范机制，充分发挥网络作用
1、认真落实“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加强全村治安防范措施的落实，增强在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为了更好地深入推进平安村创建，在“综治宣传月”活动中，听取民意、了解实情，解决本地区社会矛盾和抓好社会稳定工作，切实地落实“属地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本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2、完善组织网络和规章制度，积极开展群防群治工作，建立并充实六支队伍人数，以基层自治机构为基础，以群防群治队伍为依靠的综治工作网络的社会整体防范机制。打牢夯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根基，提高治安的整体防范功能，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上半年我村共出动义务巡逻队100余人次，要求巡逻队员每天佩
戴巡逻袖章，在各村民小组、重要部位、重要路段、船港码头进行治安巡逻和宣传防范工作，同时还配备了小喇叭，通过播放喊话录音提醒村民加强安全防范，提高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
三、深入开展禁毒、消防与邪教警示教育、强化居民防范意识
1、结合禁毒、消防工作安排积极开展消防安全防范和无毒社区的创建工作，六月份积极组织“不让毒品进我家，消防安全处处防”的活动。平时不间断地在社区内以横幅、画报、宣传单等形式，将防范知识宣传到每家每户，截止目前为止，我社区村民无一人有吸毒状况。
2、我们一直没有放松对邪教组织的警惕。一方面我们经常下户与群众交流，从中了解是否有新练习者；另一方面，积极发动群众主动向我们揭发、提供邪教组织的非法活动。
四、加强对流动人口、房屋租赁规范化管理和小区安全的建设
加强流动人口、房屋租赁规范化管理，严抓人口管理工作。我们不定期的对辖区常住人口，外来暂住人员、重点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并对每一户出租房屋业主均与社区签订治安责任书，租赁协议书，建立一户一档等。
五、抓好纠纷矛盾的预防调处工作和两劳帮教工作
1、村委会以板报、讲座、宣传栏等形式，积极开展各项普法宣传工作，营造辖区浓厚的法制舆论氛围，上半年学习了《信访条例》、《渔业法》、《治安防范知识》等，同时悬挂各类法制宣传横幅2条，发放各类普法宣传单400余份，通过开展法律进村组活动，增强了村民的法律知识，使村民懂得了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重要性，提高了村民依法办事的`法律意识。
2、积极排查和化解纠纷矛盾，按照“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各类矛盾激化”的原则，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上半年，调委会共接受调解纠纷2起，调解率100%，调成率100%。
3、开展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我村新增一例两劳人员LISAN，4月份从广西刑满释放。我们及时接回后，对其采取了一定的帮教措施，得知他家没有住房，我们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请求解决
建房指标，同时，按照上级规定，完善刑释解教人员“一表三书”，规范日常管理。
通过半年来的综合治理工作运转，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有存在许多不足，下半年我们将继续加强综合治理工作的力度，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扎扎实实地抓好本地区的各项社会稳定工作，同时以实际出发，针对性开展一些有利于社区的特色工作，为今后辖区的稳定、和谐打下扎实基础。
篇五：乡村治理的现状
当前乡村治理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2018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颁布，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村富。按照产业兴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态宜居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保证农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乡村治理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治理，有着其独特的视角和维度。
一、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模式和现状
（一）在政治运行机制上，实行乡镇党委领导和农村自治组织政权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乡镇是国家政权的最基层单元，实行党委统一领导。乡镇辖区内农村设立村支两委，即行政村设立农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党支部是党委在乡村的触角延伸，直接对乡镇党委负责，职责是将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最基层，领导村委会实施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工作。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产生，负责农村经济建设和社会事务的具体管理工作。经过近三十年左右的实践，这一制度设计表现出了强大的政治动员和经济建设能力，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既有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又充分体现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乡村治理模式。
（二）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实行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家庭分散经营模式为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模式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充分发挥了其积极作用，使农民紧紧地与土地直接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农民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其经营方式较为灵活，农民具有高度自主性，在尚未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情况下，将农民自主经营的潜力发挥到了极致，实现了农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在乡村治理机制上，实行村民自治、国家法治与乡贤德治相结合的多重治理体系。国家法治是底线，是乡村治理的根本，是全体居民必须遵守的硬约束，也是保持农村长治久安的最基本最有力的保障。村民自治是基于中国大农村的国情，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以最精简的国家政权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本实现的乡村治理最优选择，既节约了公共成本，又实现了最优绩效。乡贤德治是针对农村居民家族、宗族聚居的实际，结合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模式，以乡规民约为隐性制度约束，以品行好、威望高、有号召力的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为主要执行者的“软监督”治理模式。依靠协商、调解、舆论等方式对村民进行有效影响和管理。这三者在当前的乡村治理中都发挥了其各自的积极作用，实现了乡村治理的集约和高效。
二、当前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一）人口流动频繁，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减弱。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城乡人口流动加速，农村“空心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留守人口以老弱病残、儿童和妇女居多，面对空心化的现状，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涉及村集体事务的处理和应对上就难以靠旧思维、老办法来解决。以两委选举为例，农村党员很多常年在外务工，难以参加组织生活会。村委会选举，作为家庭代表的选民往往是留守老年人和妇女，其决策意识和能力与中青年劳动力有一定差距。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就是选举流于形式，基层民主的初衷和结果不相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人才就难以脱颖而出。基于这样的现实，在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落实方面，农村党支部的宣传贯彻效果也大打折扣。所以，传统方式的组织动员在当下确实遇到了一定的困惑与阻碍。
（二）法治意识不强，依法行政和治理能力不足。城乡高度融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广大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而有些乡镇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在履职方面依然凭借惯性思维，以行政力量为主开展工作，这就容易产生很多矛盾。以征地拆迁为例，农民上访问题近二十年来一直是困扰基层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重要难题。这些矛盾和问题的积累，使得农民对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产生了负面效应。而作为村两委的负责人，由于其在乡村中的特殊地位，往往存
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的问题，一定程度上给乡镇、县级党委政府造成工作上的负担。这些问题在各地都有典型的案例出现，值得县级和乡镇党委政府引起重视。
（三）城乡要素单向流动，乡村事业发展后继乏力。城镇化对乡村的挤压效应在近十多年来非常明显，有资金、有技术、有能力的青壮年都纷纷进城工作、居住，其子女也在县城及中小城市接受教育。农村的人、财、物等要素单向流进城市，农村集体经济缺乏这些要素就难以实现长足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及公共事业发展面临着相当大的阻碍和瓶颈。加之各地城镇化的政策和指标设计，对农村形成的巨大虹吸效应，使得城乡要素单向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有些地方出现乡村凋敝的现象也就在所难免。虽然很多地方实现了规模化、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但农业生产的低收益也难以对农民产生吸引力，土地撂荒现象也时有发生，农民群体不断缩小的趋势也不可逆转。没有了作为核心要素的人力资源，一切乡村事业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三、新形势下加强乡村治理的思路与对策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培养优秀农村工作人才队伍。农村党支部是农村发展的最重要领导力量，要加强农村支部建设，培养和选拔优秀的农村党员充实支部。选拔优秀的乡镇工作人员驻村担任第一书记，帮扶组织软弱涣散党支部。乡镇党委政府建立农村党建专项经费，扶持农村党支部建设。优先在杰出创业青年中发展党员，以他们的见识、经验来带动农村党支部思维和工作方式创新。强化农村党员教育培训力度，逐步提高农村党员学历文化程度，重点是强化法治教育和纪律意识。县级政府加大在优秀农村党支部书记中招录公务员和聘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力度，健全其社会保障政策，扩大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出口，调动其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二）积极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强化自治、法治、德治“三者合一”的合力。乡村治理不同于城市社会治理，有着其特殊的地缘、人情背景，更多的是靠村民自治和乡规民约来实现治理。如乡村中的红白理事会制度，这种靠乡规民约来实现事务管理的制度，在现今农村中已经发挥出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的风气已经有所改观，与红白理事会的作用大有关系。村两委班子通过村民议事会推动村风民俗的培育，让传统习惯与现代法治紧密融合，可以起到事半
功倍的作用。农村的矛盾问题更多的是靠德治来解决，村民议事会、乡规民约、村风民俗等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载体和方式。同时，要实现乡村权力法治化、责任化，避免权力越界，村两委不应对村民事务过多干预，而是在法治底线下行使两委权力，自觉接受村民的监督。增强村民的现代法治文化观念，不断提高和培育村民的法治意识。有些地方建立了村民监督员制度，受聘于乡镇党委政府，很好地行使了监督权利。健全农村网格员制度，将农村的大事小情消化于乡村之内。
（三）聚合各类发展资源，实现发展要素城乡双向流动。要改变农村要素单一流向城市的趋势，就必须从政策上下功夫。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发展要素向乡村流动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载体。首先是加大中心村、镇建设力度，结合实际科学论证，把“空心村”治理好，引导和鼓励“空心村”农民向中心村、镇聚集，探索宅基地、耕地的集约利用试点，前提是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采取自愿原则，不搞一刀切。其次是加快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扶持农村学校和医疗机构发展，在政策、资金、人才上给予农村教育和医疗事业重点扶持，确保乡村居民的受教育和医疗权利。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能保尽保，兜底帮扶，解决无力脱贫的农民群体的切实困难。再次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引导和鼓励农村土地流转，支持城市工商业资本投资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保障农民权益最大化，杜绝“失地”农民现象出现。探索入股、托管、流转等多种土地经营方式，培养职业农民，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希望的产业。
（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农村文化事业发展。
乡村凋敝，更核心的是农村文化的凋敝。家族共同体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渐解体，农村传统文化也面临着断层的危险。碎片化、快餐化的文化传播方式逐渐将优秀的农村乡贤文化、农耕文化、孝德文化等淡化或解构。但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存在于广大农村中，依然影响着村民的日常生活。通过大力弘扬仁爱文化、孝道文化、家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充实乡村治理中自治、法治与德治的文化基因。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以村民喜闻乐见的方式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中，增强道德教化在村庄治理中的力量。
（作者简介：王庆民（1981—），山东德州人，重庆市江北区委党校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层社会治理；）
篇六：乡村治理的现状
乡村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及破解对策
乡村治理是指对乡村地区进行管理和管控的一种形式。然而，在中国，乡村治理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如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安不稳定、人才流失等。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合作，制定富有创新性的对策来解决。
一、基础设施薄弱
很多乡村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比城市滞后较大，光缆、电力、自来水等也不够完善，导致这些地区的交通、通信、饮用水等方面的需求都不能满足。
针对这一问题，应当优先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道路的建设，光缆、电力、自来水等的铺设。此外，政府还应加强对于相关问题的指导、支持和管制工作，以使得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实现转变，从而让乡村地区能够经济发展起来。
二、经济发展滞后
从整体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乡村地区的发展滞后城市较大，经济结构单一，职业道路狭窄，难以拥有一个稳定的、可持续性的经济体系。这也是导致农民在增加全年收入的过程中得不到稳定的帮助的主要原因之一。
为消除这些隐患，政府应完善农村土地政策、农业支持政策以及相关资金政策，同时重点扶持乡村农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加大农民综合能力和技术水平培训，进一步开放农村市场和各
类拓展市场，提升农产品品牌价值，以此刺激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社会治安不稳定
社会治安问题在乡村的发展过程中相当严重。特别是在基础设施缺乏的地方往往易造成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给当地居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等方面带来极大的威胁。要想保障居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增强当地的社会安全意识，需要加强乡村安保力量。
乡村安保力量的增加应当采取多种多样的保障措施，包括公安警力和社区治安巡逻队的配置和培训，设立“信誉承诺”监督体系和先进科技的推广，在此基础上形成覆盖全域、网格化、群防群治的安全保障体系，提高乡村地区居民自我保障和抵抗能力。
四、人才流失
由于基础设施缺乏和经济发展滞后等长期未解决的问题，许多有才华和领导才能的年轻人都选择去城市发展，从而导致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
解决人才流失这一问题，政府应开展“留住人才、振兴乡村”行动，重点规划出“乡村振兴以人才为基础”的战略方针，出现乡村人才评价体系及培养和储备机制等，另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员，制定因地制宜、多组合、系统的激励政策，形成一种
鼓励人才流动的机制。
总之，乡村治理面临的实际问题众多，需要政府、社区和民众通力合作，制定全面而创新的对策。只有致力于全面解决各类难题，才能为乡村地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乡村社会治理体系。随着我国城乡发展的不断推进，乡村治理成为当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但随之而来的种种问题也亟待解决。下面，我将就乡村治理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安不稳定和人才流失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
一、基础设施薄弱
基础设施建设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保障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对于乡村地区来说，由于其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水平不高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不仅导致了交通、通讯和供水等方面的难题，也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节能环保等产生了不良影响。
解决基础设施薄弱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从政策、技术和资金等方面进行加强。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优惠利率等措施来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针对技术方面，可以引进适合当地情况的新材料、新技术和新执行标准，尤其是在道路、供水、新能源等方面的应用，可以提升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而当地政府也应加强技术管理，进行技术示范、推广和培训，提高当地居民的技术能力和信心。
二、经济发展滞后
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其制度和资源环境等方面与城市有很大差异，在管理和运作模式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另外，农民脱离土地，而以贫困青年或退伍军人云集的农村人口，往往因为缺乏创新意识、经验及知识等原因，导致其乡村经济脱胎换骨的重重难题。
针对若干经济滞后的问题，有必要构建产业策略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推进全域旅游服务，增强乡村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政府可通过鼓励乡村农业生产、改变土改政策、设计产业扶贫计划、支持大型企业进军乡村、推广和集中采购等措施促进市场化经济的稳定发展，打造高新技术和区域特色产业等方面，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经济维持高速增长，为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带来丰富的收入来源。
三、社会治安不稳定
社会治安问题是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在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的情况下，更容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乡村地区的监控设备不完善，反映不到位，容易造成打击犯罪的“盲区”，相关设施应加强完善。同时，法治建设也必须与发展以及社会治安的稳定作为一个统一的基本标准。
针对社会治安不稳定问题，当地政府要采取创新管理模式，建立完善的安全治理机构和体制，建立群防群治机制，推广社会
治安“人人有责”的理念，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加强群防、群治意识的培育，打造平安乡村建设的阵地。
四、人才流失
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比乡村发展的机会更多，可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报酬；另一方面是由于乡村地区的物质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环境相对落后，难以满足年轻人的创新和发展需求，因此选择离乡别墅。因此，解决年轻人对乡村的流失问题，需要着手从政策、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入手。
政府也可以通过引导和支持开拓土地新领域、推进合作社，完善农村土地、教育、医疗保障等政策，开展孵化示范园区建设，为年轻人提供更好的创新和发展环境，吸引年轻人回归乡村。
总之，乡村治理面临的难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紧密联系，齐头并进。尤其是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更要以实际的行动来加速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对，乡村治理问题确实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综合考虑和协调。只有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共同努力，才能够解决乡村治理中所涉及的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社会治安不稳定和人才流失等问题，为乡村振兴提供有效的保障和支持。
篇七：乡村治理的现状
教育管理乡村振兴XIAONGNAZHENJIAYUCUGUNLIXING我国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及解决对策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摘赵姗姗要：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乡村振兴的关键。目前，我国乡村治理还面临着农村人口“空心化”问题严重、农村基层选举问题重重、乡村治理体制不健全、社会风气出现下行趋势等问题。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从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制、打造乡村治理的多元格局、治理农村空心化和完善我国直选制度这几个方面入手，以此为基础探索乡村治理的出路。关键词：乡村治理；乡村振兴；问题与对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国家治理改革全面开展起来。而乡村治理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正在逐步展开。乡村作为一个治理单元，虽然在国家基层政权的“末端”，但是其治理效果决定着国家治理的整体水平和质量。乡村在整个乡村战略中处于基础地位，也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是整个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因此，乡村治理是不能忽视的国家治理的基础[1]。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经历了数次变化。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三治”结合，其治理方式和治理理念经历了大的调整。2006年，我国又取消了农业税，中国农业社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费孝通先生《乡土中国》描述的当时的中国相比相差较远，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价值观的入侵以及多元文化的影响，再加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原有的乡土社会已经渐渐瓦解。面临新的环境，乡村社会发生了新的改变，比如，城乡二元结构引发大量农民外流涌入城市发展，而农村则只剩老人和儿童，空心化现象严重；农业税停收以后，基层政府缺少经费来源；农村生活垃圾随意堆放，生活废水乱排对乡村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农民缺乏简朴意识，在红白喜事上互相攀比，大操大办。这些问题都是新时期农村面临的新问题。我们必须要审时度势，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并加以解决。一、我国乡村治理面对的问题（一）农村人口“空心化”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差距迅速拉大。这导致了不少青年人放弃乡村生活来到城市发展。而农村变成了老人、儿童“三留守”的状态，农村空心化问题仍然存在。城市的“虹吸效应”吸引了大量的人力、资金和技术，使得农村越来越走向“空心化”。随着农村空心化的加剧，出现了农村高楼叠起但是无人居住的状况，往往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出现大批农民工返乡。农村劳动力的流失致使土地荒废，本应居于主导地位的农业却演变成农村发展的“第二产业”，这显然违背了农村的发展规律，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2]。农村人口的“空心化”给乡村治理带来了不少问题。第一，耕地荒芜的问题。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土地由老人承担耕种，造成了耕种效率低，甚至是出现无人耕种的局面。第二，村委自治动力不足。大量村民外出务工，造成对村委事务的较少关心。而留守老人也缺乏对村委事务关注的热情，造成农村自治的动力不足，易出现基层腐败等问题。第三，老人缺少照顾和儿童缺乏看管。年轻人的外出务工，使得家中缺少青壮年，只有老人和儿童留守，这就造成老人缺少照顾、儿童缺少教育看管。第四，农村乡土文化无人传承。年轻人的匮乏使得农村在节日时候举办赛龙舟、踩高跷、舞狮、舞龙等活动无人参与。一些贴花、剪纸面临着失传的困境。整个农村的乡土文化缺少传承的主体。第五，基层管理存在瓶颈。一方面，村干部老龄化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村庄精英的流失也造成了管理的低效率。另外，大量劳动力进城务工，甚至是有的全家都在外打工，也造成了村委费用收取的困难。（二）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存在问题第一，基层民主参与缺乏热情。一方面，由于大量年轻人进城务工，在村委选举的时候不愿意回来；另一方面，留守的老人和孩子对选举也不关心，对是谁当选也不关心，使得农村基层选举参与热情不高，参选率偏低，特别是乡人民代表的选举，一些村庄的参选率还不到50％。这种状况对农村基层民主管理无疑是不利的。第二，选举程序有待规范。一些地方出现选举主持者甚至会在不同的投票点上使用不同的候选人名单的情况，具体做法是将不同村民小组提名的候选人分列在不同的候选人名单上，使农民提名的部分候选人丧失了当选的机会[3]。在选举工作中，存在的这种轻程序的现状不仅会导致选举的公信力缺失，而且会从根源上造成选举的不民主。第三，贿选现象仍然存在。在基层选举过程中，出现候选人明码标价，以一票若干元的价格买走村民手中的民主权限的情况。也有部分地区是以请客吃饭、拉拢人情关系的方式来贿选农民手中的选票。有些地方参选人甚至到农民家中，与他们签订承诺书，保证当选以后给农民带来非法的利益。这些做法对农村基层民主的有效实现无疑是不利的。第四，宗族意识影响选举公平。不少村民很少关心河南农业2022年第21期40HENANNONGYECopyright博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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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选人员的能力和素质，就按血缘亲疏来投自己的选票。（三）乡村治理体制还不够完善乡村管理主体主要有政府、村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现有的乡村治理应是一个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治理模式。虽然现有的治理主体已经逐渐出现由“单一”向“多元”的转变，但是受到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治理“单一”化仍然是现阶段治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单一化的治理主体不仅不能充分实现农民主体的利益，并且在管理过程中容易出现由于缺乏监督而出现权力运转实效以及寻租现象的发生。据央视报道，某村委修建的厕所除了外观精美外，里面的设施完全不能用，完全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而修建。这种现象与权力主体单一化、监督主体不到位是彼此关联的。村“两委”一般是指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两者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党支部作为管理方，村民委员会接受党支部的管理。党支部书记作为一把手，统领全局。而村委主任是实际事物推进的核心人物。但是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由于管理事务往往容易出现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对立，无形中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基层政府在治理过程中担任着任务上传下达的角色。村委会承担着上级乡政府派遣下来的诸多工作。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乡政府越级管理的问题，通过“村财乡审”“村帐乡管”“干预村务决策”等方式过多地干预村委会的管理工作。使得村委会在村务的管理工作中过多地受到乡政府的牵制，甚至无力应对乡级政府委派的任务，出现村委服务水平下降，影响了村委的治理水平。（四）社会风气需要改善有关资料显示，我国农村留守人士，除了外出打工人员，还有6亿人在农村。由于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冲击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影响，社会风气也出现一些变化。第一，孝顺之风受到影响。父母含辛茹苦把孩子养大，到年老时儿女理当尽孝，而且我国农村养老体制暂时还不健全，如果没有儿女的赡养，老人难以应对自己的生活。而随着人们思想被利益化侵蚀，“久病床前无孝子”的状况变得愈发普遍，这对于良性的乡村文化的形成是不利的。第二，邻里摩擦增多。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特别是对于农村，村民与邻居的关系是很重要的。随着农民经济收入的增长，大量的农民重新翻修自己的庭院，而在这个过程中，谁占的宅基地多些、谁的新房影响了自己等冲突时有发生，农民更多的只关注自己的利益，由此引发口水战甚至引起肢体冲突。第三，村干部的功能弱化。按照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乡土社会的一个特性便是长老治村，即便是北方农村没有像南方那样盛行的宗族文化，村长也应具有重要地位[4]。可是现在，农民遇到问题不再依赖村长去解决，而是靠自己去解决，村长的权威下滑，发挥的功能逐渐弱化。二、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方法（一）建立“三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的核心问XIANGJICUNYZUHENGIAOGUXIANNL题是村民参与。针对目前农村人口空心化、农民参与积极性不高的现状，应该引入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乡村事务的治理中[5]。农村的法律建设仍然薄弱，在实际工作中，要做到普法内容生活化、普法形式多样化，通过普法教育强化村民的法律意识。德治的源头是儒家，在我国具有极深的根基，它的核心是指用规范的力量来约束人，通过营造正能量来引导人的行为。具体来说，是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乡村文化来约束村民的行为，用正面的文化教化农民。法治是针对人治而言，强调用法律规则约束村民的行为。我国农村一直是法治意志弱化的地区。受乡村社会结构变迁与基层法治建设的共同作用，农村有了“迎法下乡、自觉遵守乡约、重塑优良传统、弘扬优良民风”，从而实现调节乡村社会关系的软约束功能。习近平指出：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三治”之间的内在逻辑应该是自治为基础，法治为边界和保障，德治为支撑和较高追求。也就是说，在治理过程中，法治和德治都应该以村民自治的方式来落实，并且法治和德治也应该围绕如何做好基层自治来展开。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如何实现“三治融合”是治理有效的关键。通过“三治融合”凝聚人心、凝聚力量，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局面，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民众的活力，结合乡村发展的客观实际，打造我国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二）构建我国乡村治理的多元格局要打造乡村治理的多元格局，就要注重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6]。主要包括村“两委”领导班子、村民、各种公益组织、乡贤等各种参与主体。第一，要提高村“两委”的治理能力，保证村“两委”的合法性权威。通过扩大差额选举增强选举的透明度，减少农村黑恶势力对选举的操纵，保证村“两委”的合法性权威。第二，要转变村组织的管理职能，通过加强公共服务职能，以提升乡村治理效率为目标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第三，培养农民的参与热情和乡村治理能力。农民参政是保证乡村自治的关键环节，应该通过政务公开和权利清单制度，吸引农民参与到乡村政务的过程中来，从而提高农民的治理能力。第四，要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组织作为公共治理的中流砥柱，必须给予高度重视。不断激发妇联、残联等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吸取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来。第五，鼓励乡贤、大学生等返乡精英参与到乡村治理的活动中。乡贤一般是乡村中德高望重的一类群体。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发挥乡贤的号召力是提升乡村治理效果的一个很有效的途径。（三）农村空心化的有效治理第一，消除城乡差距。空心化问题究其根本是由于城乡差距造成的，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资源倾斜城市造成的。因此，解决农村空心化的首要问题是通过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差距。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倾斜，吸引社会资源、人力资源，鼓励社会资本投入乡村。第二，吸引人才回流。通过有效的方法吸引人才的回流，是河南农业2022年第21期Copyright博看网
www.bookan.com.cn.AllRightsReserved.乡村振兴教育管理HENANNONGYE41教育管理乡村振兴XIAONGNAZHENJIAYUCUGUNLIXING和产生的影响都让人瞠目结舌，这主要是刑法对于贿选现象的处罚力度不够导致的。因此，在完善法律制度的过程中，不能只是简单停留在当选无效、给予批评教育的层面，应该加大处罚力度。参考文献：解决农村空心化的关键。由于人口流动政策的放开以及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近些年，大量的青壮年流向城市，外出务工。再加上通过参军和考学，有一批人才奔向城市落户。所以，解决农村空心化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人才外流的现象。因此，在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就要注重人才引入机制的建立，鼓励有能力的农民回乡创业。实现从农村空心化到城乡一体化的合理转换。第三，推动城乡文化融合。相对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农村文化处于边缘地位，这极大地加剧了农村空心化，所以，要注重两种文化的融合，避免文化冲突的发生，找出两种文化共存的方法。（四）完善我国基层直选制度首先，要加强党委对村直选的领导，严格按照直选程序组织选举，促使村民委员会的直选工作顺利完成。党员要发挥好领导带头作用，积极主动地做好村民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村民能够按照程序和要求进行有效选举。其次，健全规章制度，规范直选程序。我国2021年出台的选举法新规，对村委会成员、村民委员会选举方法、村民委员会任期时间、村民委员会选举年龄等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仍然存在着过于宽泛和可操作性不强的问题。全国人大应该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从而使村委会和村民自治在立法实体和程序两方面达到平衡，也将使我国的农村直选法律更加完善[7]。再有，避免选举过程中的贿选现象。目前我国村委会在选举过程中，贿选现象发生的频率[1]周文,司婧雯.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问题与改革深化[J].河北经贸大[2]张明斗,曲峻熙.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空心化治理[J].农村经济,[3]党国英.我国乡村治理改革回顾与展望[J].社会科学战线,2008(12):[4]李莹.论乡村治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农业经济,2019(11):35-37.11-13.1-17.[5]董磊明.农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与治权弱化[J].人民论坛,2013(26):[6]李三辉.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J].中州学[7]徐家琦.完善我国农村直选制度研究[D].信阳:信阳师范学院,2012.作者简介：赵姗姗（1980-），女，河南开封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行政理论与方法。刊,2021(03):75-81.2017(12):87-93.学学报,2021,42(01):16-25.（责任编辑马志娟）（上接第39页）课程中融入“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三农”情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思政元素，有利于本专业学生接受专业教学过程中所渗透的价值观，进而实现知识传递与价值观引领的教学目标。在教学设计上，创造性地引入农业影视制作大赛、农产品直播带货项目，打通学-做-研-赛之间的壁垒，对本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思路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三）涌现出一批育人典型案例以山东省科普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业类竞赛、创青春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等为平台，教师鼓励并指导研究生参加农业影视制作与传播方面的学术研究和影视作品竞赛。2021年，笔者指导的三个团队获批青岛农业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作为项目阶段性科研成果，《传媒视角下青岛市休闲农业研究：问题与对策》已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四）示范与辐射作用一是专业单体课程的引领示范作用。农业影视制作与传播课程思政建设在调整教学目标、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为农业信息化领域其他课程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本课程借助多种实践案例，打通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从各个方面激励学生动心、动脑、动手。二是基于MOOC平台课程资源开发的开放资源辐射作河南农业2022年第21期用。本课程思政建设项目基于超星尔雅（MOOC）平台持续推进课程资源的开发，参照示范教学包的建设标准，可为其他院校同类课程的教师提供教学资源上的借鉴。三是课程实践项目成果的影响辐射作用。本课程充分利用本校农业影视资源，基于第一、第二课堂开展课程项目开发，如“农业栏目策划”“农业节目制作”等实践项目，将项目成果推送至农业农村频道、中国农业网等相关平台，有效促进了课程实践项目成果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转化。参考文献：[1]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社,2009:470.基金项目：2021年青岛农业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项目“立德树人视域下《农业影视制作与传播》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项目编号：QNYKCSZ2103。作者简介：逄格炜（1976-），男，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剧作理论与农业信息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责任编辑张萌喆）42HENANNONGYECopyright博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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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八：乡村治理的现状
研究探讨建设科技CONSTRUCTIONSCIENCEANDTECHNOLOGY2021年4月上总第427期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白莉
赵可（吉林建筑大学市政与环境工程学院，长春130118）[摘要]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为诸多问题之一。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依然严峻，生活面源污染、农业面源污染以及工业废水废气导致农村水质变差、空气质量下降、土壤肥力下降、农作物污染等问题的频现。改善农村环境问题已经变得刻不容缓，这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还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而农村环境问题在当前的大背景下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有效地治理。本文总结了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危害，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科学合理的治理对策，从而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助力乡村振兴。[关键词]农村环境；环境污染；农村风貌；治理对策CurrentSituationofRuralEnvironmental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inChinaBaiLi,ZhaoKe(SchoolofMunicipalandEnvironmentalEngineering,JilinJianzhuUniversity,Changchun,130118)Abstract：Attheendof2020,China"sfightagainstpovertyhasbeenacomprehensivevictory.Intheprocessofruralrevital-ization,China"sruralenvironmentalproblemsarestilloneofmanyproblems.Atpresent,theproblemsofr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inChinaarestillserious.Domesticsolidwaste,domesticwastewater,agriculturalnon-pointsourcepollutionandindustrialwasteandgasleadtopoorruralwaterquality,reducedairquality,decreasedsoilfertilityandcroppollution.Ithasbecomeurgenttoimprovetheruralenvironmentalproblems,whichnotonlyrelatestothehealthoffarmers,butalsodirectlyaffectstherealizationofthestrategicgoalofruralrevitalization.Underthecurrentbackground,ruralenvironmentalproblemsmustbeeffectivelymanagedbyscientificmethods.Thispapersummarizesthepresentsituation,harmaswellasitscausesofr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inChina,andputsforwardscientificandreasonablecountermeasurestoimproveruralenviron-mentalpollutionandfulfillruralrevitalization.Keywords:ruralenvironment,environmentalpollution,rurallandscape,environmentalcontrolcountermeasures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农村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党的十九大，党中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而改善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1]。2020年底，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则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转变为以提升DOI:10.16116/j.cnki.jskj.2021.07.00636∣
建设科技
2021No.07白莉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研究探讨生活品质为主要目标。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依然为诸多问题之一，环保意识和环保机制尚不能满足农村环保需要，需采取科学的治理模式以支撑农村环境治理。目前，农村环境治理的现状是监测机制不完善、技术体系不成熟、农村环保意识薄弱、缺乏共治机制、缺少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差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对农村环境现状全面分析、对农村环境污染原因精准解析，从而制定全面、科学、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对策[2]。1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及危害我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较为薄弱，对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了解不够，农村环境安全正面临着巨大挑战。1.1生活污染农村生活污染包括生活污水和生活垃圾两类。目前，我国城市生活污水及工业废水都具有较为完善的处理系统，而农村生活污水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和治理资金的短缺，导致96％村庄都没有完善的排水系统和污水处理系统，生活污水的处理量更是难以满足人们所需。因此，大部分农村的生活污水只能随意排放至房前屋后或者周边水体中，这也是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的主要原因[3]。此外，有学者估算农村垃圾年产生量约为1.8~2亿吨，但直到2019年全国仍有15％以上的行政村没有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体系，造成了农村生活垃圾的泛滥，生活污染的加重。1.2工业污染近年来，乡镇政府为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积极吸引资金在当地投资建厂，同时，许多工厂从利益考虑把目光放在了自然资源丰富、人力资源成本低、政府环境监管宽松的农村，在利益的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将生产过程产生的有毒有害的废水、固体废弃物等直接排放于环境中，使水体、大气、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甚至对地下水也产生严重的污染。由于工厂离村庄较近，且缺乏基本的处理设备，所以工厂的排废物所排废弃物会对村民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甚至有些工厂对化学药品保存不当，使其泄露到周边环境中，间接的污染了农作物，从而造成更严重的健康安全问题。因此，大量的工厂在农村或明或暗的存在，不仅导致了资源的不合理运用，而且给农村环境带来了大量的污染问题。1.3农业污染目前我国农业污染主要由过度使用农药、化肥和塑料农膜等化学用品产生的环境污染、畜禽养殖产生的粪便等的污染，以及秋季农作物收割结束后或春耕生产前大量焚烧秸秆造成的空气污染。1.3.1化肥农药的过度使用对农村环境的污染目前我国化肥使用量巨大。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2013年到2019年化肥农药的使用情况见图1。即使我国农药、化肥使用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但2019年农药使用量为145.6万吨，化肥施用量高达5400多万吨。由于我国农民缺乏相关的农业知识，科学合理施肥、用药在农村地区难以推广，导致使用过程中造成的化肥浪费现象极其严重。据农业农村部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仅为40.2％，农药有效利用率仅为40.6％左右，化肥、农药大量流失于环境中，造成严重面源污染[4]。此外，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还将产生如下不良后果：土壤板结，持续酸化，重金属含量增高，土地潜力和调节功能下降；耕地生产能力和调节功能遭受到严重损害；土壤中的化肥、农药将随雨水、灌溉水排入水体从而造成水源污染。根据《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报告2019》，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仍有农药、化肥残留在农作物上，从而严重影响人体健康。图12013-2019年全国化肥、农药的使用情况（单位：万吨/年）Fig.1Useofchemicalfertilizerandpesticidein2013-2019(unit:10000tons/year)1.3.2废弃的农膜对农村环境的影响我国农膜被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农膜生产量和覆盖面积均居世界第一。2019年，我国农用薄膜使用量为240.8万吨。大量农膜的使用，破坏了土壤结构，导致植物生长困难。同时废旧农膜回收机制不完善，导致农膜回收率不高，甚至不足2/3。农膜主要成分是聚烯烃，建设科技∣
3研究探讨建设科技总第427期在自然条件下难以生物降解，再加上农村环保意识薄弱，农膜随意处置，导致农膜残留和白色污染。因此，解决农膜问题已成为当前农村环境问题的重中之重。1.3.3畜禽粪便污染对农村环境的影响近年来，我国养殖畜牧业逐渐发展，畜禽养殖所产生的粪便对农村环境污染逐渐加剧，所带来的畜禽粪便污染也成为农村面临的严重环境问题之一。根据农业部数据显示，2017年畜禽粪便产生量38亿吨。但另一方面，粪便处理与综合利用率不足60％。畜禽粪便中主要成分是有机物、氮和磷，随意堆积导致多种有毒挥发性气体污染大气环境，在农作物对磷吸收能力有限的同时，使多余的磷流入自然水体，从而造成水体的富营养化。此外，粪便中的各种病原体也可能引起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病菌的传播直接给农民带来健康危害。1.3.4农作物秸秆随意的丢弃和焚烧带来的影响我国是粮食生产大国，拥有丰富的生物质能源，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秸秆8亿多吨，约占全世界总量的20％~30％[3]。但我国秸秆资源利用化率低，很多农民在收获小麦、玉米等农作物之后，将产生的秸秆就地焚烧，增加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和降尘含量，直接影响村民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居住环境。2我国农村环境风貌问题现状及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会议上强调，要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上持续发力，要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目前，我国农村已建设了部分基础设施，但村内环境风貌依然比较差，具体原因为：一是农村环境基础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庭院空间混乱。2.1我国农村环境基础设施现状2.1.1道路设施不完善公路建设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虽然我国公路建设规模较大，但也存在不足，有待完善，特别是农村公路建设。受农村地区偏远、地质结构复杂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公路建设速度较慢。如有高速公路出入口的乡镇仅占21.5％，村内水泥路面只占村内道路面积的80.9%。2.1.2农村厕所卫生不达标农村厕所大多数为蹲式旱厕，由于厕所本身构建问题导致了整个厕所周围臭气熏天、卫生脏乱，甚至存在着排泄物堆积的情况，不仅视觉和嗅觉体验不好，而且38∣
建设科技夏季蚊虫肆虐，严重影响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同时给公共卫生带来了极大隐患。因此，农村厕所改造已刻不容缓[4]。2.1.3农村环保基础设施不足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则必须补齐环保基础设施短板。目前我国农村环保设施严重不足，尤其是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截至2019年，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的乡镇总数为3156个，占所有乡村的33.3％，污水处理厂1830座，处理能力为80.11×104m3/d。城市污水处理厂2471座，污水处理能力为17863×104m3/d，污水处理率达96.81%。因此，农村环保基础设施和城市的差距较大。此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闲置率较高，以四川省为例，2008至2018年期间，全省共建设11860套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目前为止正常运转的仅有52%[5]。2.2我国农村庭院环境现状农村庭院问题直接影响村民的日常出行和身心健康。村民长期的生活习惯使其对环境卫生的要求较低，所住庭院空间混乱，如围墙破损、地面未硬化、地面未绿化、庭院不整齐等情况普遍存在，是目前农村庭院的重点问题[6]。3农村环境治理对策3.1加强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普及环境治理知识，加强农民环保意识，可通过电视、广播等新闻手段传播，也可编辑便于传诵的顺口溜和宣传口号，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引导村民自发参与其中，这可减少村民乱扔垃圾、乱排污水的行为。3.2完善法律体系和增强执法力度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到真正的有法可依，使法律供给具有更大的操作性。同时也需增强执法力度，建立严格的环保问责制度，严格追究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人员的责任[7]。扩宽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降低监督的风险和成本，实现人们发现污染问题及时上报，相关部门及时处理。对于垃圾乱扔、污水乱排的企业一律严肃处理，依照法律限期整改。对于环境保护有贡献作用的企业，可获得相应奖励，做到奖罚分明。3.3建立完善的共治机制农村环境具有多样性、分散性等特点，因此农村环境治理需采取因地制宜，实现共治的方式进行。根据目
2021No.07白莉等：我国农村环境问题现状及其治理对策研究探讨前的形势，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治理农村环境远远不够。因为该此模式存在明显缺陷。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的力量不够，农村环境治理力量未得到充分利用。由于农村人口较为分散，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适合技术要求较高的设施运行管理的人员严重不足，还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持，资金短缺。为解决上述问题，应积极调动组织和个体加入，如村委会、合作社、基层党组织、私营企业、社会团体、村民等，并制定财税、金融、人才、土地、福利等政策，给予积极参与并作出实际贡献的农村环境共治主体以减免税、补贴、发债、融资、土地指标，优先提拔、就业、福利保障等方面对其进行激励[8]。政府还应构建农村环境网上平台，便于发布信息和收集信息。3.4现有农村环境的整治（1）
消除农村的粪堆和垃圾堆。实施村庄清扫工程，清理村内积存垃圾、散落粪堆、砖头瓦块、乱堆放的柴草杂物等，建立完整的垃圾转运和处理设施，定期清理农村生活垃圾。且有经济实力的村庄可与周边城市实现城乡生活垃圾一体化处理模式；农村生活污水的处理需因地制宜，有条件的村庄可建设独立的污水处理设施，将生活污水集中处理后排放[3]。与此同时，还需抓紧时间实施厕所革命的改造计划，强力推动改厕工作，政府需把事情落实到各村并跟进监管措施。（2）控制秸秆焚烧和处理田间秸秆。我国农村秸秆的焚烧的原因，一为用于取暖，二为焚烧后的灰烬可作为天然肥料便于春季耕种。针对取暖，可采用清洁能源来替代秸秆，即合理运用清洁能源可减少由秸秆焚烧引起的环境问题。根据目前情况，“煤改电”的难度较小，电采暖也更加方便。此外，还应实施秸秆还田政策，粉碎秸秆，用作田间肥料，也可借助新技术，混合发酵秸秆和土壤，将其做为土肥使用，为减少秸秆焚烧，还可大力推广秸秆资源化处理技术，如秸秆反应堆、秸秆沼气、秸秆食用菌、秸秆还田技术等[9]。（3）消除地间薄膜污染。消除薄膜对环境的污染的措施，一方面，为积极改进薄膜技术，全部采用标准薄膜；另一方面，为回收利用薄膜，即政府建立废旧薄膜回收储存点以方便薄膜回收，也可采取给薄膜的生产厂家补贴的政策，农民在购买新膜签订协议时，旧膜可抵消部分金额，真正惠及农民。（4）整治农村风貌。首先要拆除村内违建建筑和构筑物，尤其针对影响视觉形象的建筑物，应给予拆除。还应对住宅围墙进行修补，统一围墙色彩和建筑风格，主街道的院落大门也应在整改中进行统一建设。沿街主路应增加宣传栏，用于村中的文化建设[6]。（5）整治村中、村边企业。加强监测村中、村边企业的污染，对于污染较大的企业，要求环保设施升级，以此来减少污染。若还不达标应及时将其迁离，同时控制高污染的企业向农村转移。此外，可增加周边企业的税收，用于当地村庄的环保设施的建设和运行管理。4结语综上所述，农村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是一项长期而且艰巨的任务，也是我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绿色是乡村的底色。我国农村环境问题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解决上述问题，需全面分析农村环境现状，解析农村环境问题成因，提出全面、科学、合理的农村环境治理对策，从而改善农村环境污染、助力乡村振兴。参考文献[1]王爱华.会同县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策分析[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3(19):138.[2]万利晓.有关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其治理措施的分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4(05):137-138.[3]周庆翔.中国农村环境污染现状、原因和治理对策研究[J].理论研究,2018(01):71-76.[4]周静;胡孟婷;丁琼;谭可佳;王付军.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厕所革命”现状调研[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1,32(01):232-233.[5]冯伟,谢志成,冯鸣凤.天津市滨海新区农村水环境污染现状及治理对策探讨[A].《环境工程》编委会、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环境工程》2019年全国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C].《环境工程》编委会、工业建筑杂志社有限公司:《环境工程》编辑部,2019:3.[6]贺东香.关于农村风貌整治的几个思考[J].山西建筑,2018,(27):27-28.[7]苏丽,马景顺.河北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及治理对策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1,23(01):17-22.[8]李佐军,张少辉.加快建立农村环境共治机制，建设美丽乡村[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21,35(02):8-14.[9]李新伟.发展沼气工程对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意义[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30):144.建设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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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九：乡村治理的现状
学者霍军亮认为，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基本标志的现代化带来农村社会的危机和破产，似乎已被证明是全世界的规律。
（一）乡村治理的现实结构
从中央到地方，中国的政权组织共有五个治理层次，它们是中央、省（区、市）、市（地）、县和乡镇。乡镇是国家在乡村地方设立的基层治理单位。乡镇治理的组织结构，包括乡镇党委、乡镇人大与政府、上级政府在乡镇的职能派出机构（所谓七所八站）、各类协会及社团组织等等。学者郭正林认为，乡镇实质上是“多元共治”，就是以乡镇党委为治理中心，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协同运作。
1、“三位一体”的乡镇政权结构
中国的乡镇政权是乡镇党委——人大——政府的“三位一体”的结构。乡镇党委事实上是乡镇政治、经济和各项事业的主要决策者和制裁者。乡镇人大是乡镇政权的权力机关，由它选举产生的乡镇政府是乡镇的行政中枢组织。乡镇政府既是乡镇人大决议的执行机关，也是落实乡镇党委决策的办事机构。
现行的乡镇组织运作仍然深受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影响。乡镇的实际工作，以新的形式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乡镇政府和经济组织成了乡镇党委的从属机构。特别是现行乡镇政府的组织机构和职能权限，基本上还是五十年代的框架，其运行机制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惯性。而且，乡镇组织的条块分割严重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使其处于有责无权并受制于“七所八站”。
（1）以乡镇党委为核心的权力中枢系统
在现行的乡镇治理结构中，乡镇党委是治理的权力中心、决策中心、指挥中心和控制中心。乡镇党委直接受县（或县级市）党委领导，实行集体决策和书记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制度，形成“书记挂帅、分兵把口”的工作格局。乡镇党委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中共中央在1999年3月制定和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2）以乡镇人大为主体的乡镇权力系统
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基本的功能就是赋予乡镇政权治理结构的合法性。我国《地方组织法》规定了乡镇人大的12项基本职权，其中最重要的是由它选举产生乡镇政府，听取和审查乡镇政府的工作报告，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事项。目前，乡镇人大的权力地位和职权都有待提高。在乡镇人大闭会期间，由于其缺乏常设机关，人大主席团难以有效履行法律所赋予的决定权、监督权和任免权。而且在党政不分的情况下，乡镇人大的许多职权实际上由乡镇党委或者政府所代行，人大“橡皮图章”的形象难以根本改变。
（3）以乡镇政府为主渠道的行政体系
乡镇政府是中国最基层的国家行政机关，是国家政策输出的终端，也是整个国家治理系统的基础设施。“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说法表明了乡镇政府在
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乡镇工作一般分经常性工作和非经常性工作。乡镇政府的大量“中心工作”是非经常性工作。乡镇工作的特点是以完成上级布置的“中心工作”为重头戏。为了高效率地完成上级布置的工作任务，乡镇一般实行“书记挂帅、乡长动手、人大主席协作”的三位一体的分工合作的领导方式。由于乡镇政府一直存在人员编制少与上级布置的任务多的矛盾，要求乡镇政府严格按照职能分工、各负其责的行政原则运行，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现实的。
2、“条条”与“块块”
迄今为止，我国农村基层仍实行“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县市下派部门（“七站八所”即“条条”）与乡镇政府（“块块”）共同治理乡村。从实践来看，这种体制是造成“条块分割”以及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性根源，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进行根本改造。
“七站八所”的设立及“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是对乡村社会事务实行专业化、计划化和集权化管理的产物，其危害表现为：（1）持久的“条块分割”的矛盾。乡镇一直抱怨上级机关控制着“管财管物和有权有利”的部门，剥夺了自己对乡村事务的管理权力，侵害甚至剥夺自身的权益，而且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协调管理，造成乡镇“牌子大、权力小；责任大、待遇差”
。（2）“七站八所”的扩张和膨胀是造成乡村“食之者众”的重要根源。一方面，不少地方“七站八所”的机构和人员数量远远超过乡镇政府。另一方面，县市及上级各部门不仅常常以加强管理的名义在乡镇和农村基层设立自己的派出机构，争着挤着向基层“插一脚”，造成“七站八所”及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多，也借助上级部门的权势对乡镇下达各项任务要求，并要求乡镇政府设置相关的部门、确定专门的人员以配合部门工作，迫使乡镇政府不断增加部门和人员。在人员不够的情况下，各乡镇也只能是一人数职，穷于应付，以至于基层牌子“泛滥成灾”。（3）众多的“条条”不仅使乡镇政府不堪重负，最终也使农民群众不堪重负。特别是上级下派机构和部门大都拥有与农民生产和生活直接相关的粮食收购、水电分配、税费征收、土地使用及生产经营等等方面管理权，不少机构在行使管理权力的同时巧立名目“搭车收费”，有的“只收钱、不办事”，甚至“收了钱还乱办事”，对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横加干涉，乱收费、乱罚款，随意加重农民的负担。取消农业税虽然成功地堵死了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摊派和收费的渠道，但是，“七站八所”和部门收费的口子依然存在。有不少县直部门甚至不经乡镇和村直接到农村罚款和收费。可以说，现存的“七站八所”及“条块结合”管理的体制不仅是加剧农村管理混乱，也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性根源。（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条条”及其部门的存在及运行方式日益丧失其合理性。如邮电、金融、农机、农技、文化、广播、经管、客运等等不过是计划管理体制的延续，随着市场经济及改革的发展，这些机构的业务及活动方式也日趋经济化和市场化，已经丧失作为国家机构行使行业政管理的必要性。（5）现存的“条条”和部门均是按乡镇行政区划组建和运作的，在机构设置上强调上下对口，层层节
制，分区而治。其结果使各部门的业务工作被行政区划割裂开来，难以实现机构设置和业务管理的优化配置。同时，也使各地方及各部门管理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孤立、分散和封闭性，各个乡镇和部门也仅由垂直的行政权力上下联系起来，缺乏横向的联系，一旦上级部门对下派单位缺乏有效的监控，或者垂直领导出现障碍，必然丧失对下派机构行为的有效约束。
3、乡镇与村庄的关系
（1）“官民共治”的特征
乡镇政权的治理属于国家行政的范畴，村民自治具有社区自治的特征。在乡村治理的综合体系中，乡政包含村政的内容，村政渗透着乡政的要素，乡村治理的行为与制度具有“官民共治”混合性质。
（2）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关系
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领导体制一直是维系国家与乡村社会政治联系的主轴。党支部建在村庄是中国基层政治体制的特色，也是党领导农村工作的制度保障。村党支部是农村各项事业和各种组织的领导核心，实质上是党的执政权在农村社会的贯彻或延伸。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直接全面的领导，使乡村两级基层党组织结成了类科层制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具有“准政府”的功能特征。乡村党组织系统是中国乡村政治的实际整合中心，这种治理结构决定着乡——村政治关系的基本特征。
（3）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
《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不是科层制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权力，不能像乡镇党委对村党支部的那样直接领导，而是要通过指导、协商、合作等行政措施来实现。显然，这种制度设计的着眼点之一是为了减少政府对村委会的行政干预，增强村委会的自治能力，拓展农村社会的自由度。但在现实生活中，乡镇政府干部习惯于把村委会看作自己的下级机构或“腿”，习惯于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这就难免与村委会的自治性质产生冲突和矛盾。而且，国家下达给乡镇政府的硬性任务越多，乡镇政府就越倾向于行政命令的工作方式。因此，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在形式上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在实际运作上往往表现为“指挥与执行”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4）乡政与村政的两个纽带
在现实的制度框架下，乡政与村政之间依赖两个纽带而连接起来，一是以党组织系统为载体的“党的纽带”；二是以政府系统为组织载体的“行政纽带”。上级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和战斗力，目的是通过强化“党的纽带”，来保障村庄不脱离国家政治控制范围，使“村民自治”不至于演变成不受制约的“村堡政治”。这两个纽带自上而下地在村庄社区的交织。村庄二元权力决策之间的矛盾以及调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级党政关系及其变化。在实施村民自治的过
程中，如何保持和加强农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又避免以党代政的弊端，确实是村政制度建设所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二）乡村治理面临的经济危机
当前乡村社会危机的经济表现为：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负担日趋沉重，乡村债务恶性膨胀，乡村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1、乡村巨债背后的隐患
农业部1998年的统计表明，全国乡村两级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另有官员统计，中国乡镇将近5万个，平均每个乡镇负债400余万元，计2200亿元左右。还有基层干部推算，全国近3000个县（市），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亿～3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亿～9000亿元之间。但有专家学者认为远不止这个数。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白景明认为，在省级行政单位中，乡村债务总额有的达279亿元，有的省的乡村债务总额超过了这一规模，如果采用取中间值法则估算，全国乡村债务总额不会低于6000亿元。如果采用高值推断，全国可能突破１万亿元。乡村债务占我国ＧＤＰ的比重在5％～10％之间，占我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30％～50％之间，乡村债务总额负担实际上已超过长期建设国债负担，在转轨时期已积累成为一个沉重的、影响到国家财政安全和乡村社会稳定的包袱。但目前中国对乡村两级债务总额尚未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和统计结论。
白景明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轻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西方国家很早就从理论、政策、法律三方面应对地方债务增长，因而时至今日未出现大的问题。我国在转型时期，政绩型评价体制使每一个上级都可能会布置一些短期行为式的任务，而只对上级负责的每一个下级，都可能会执行对农村未来发展构成长期不良影响的决策，这是导致乡村负债恶性膨胀的最根本原因。我国乡村负债的程度已陷入无人控制的困境，上级政府把乡村政府的举债行为看做是一般性经济行为，正是上级政府对乡村负债的漠视，导致了乡村负债的无度和欠债不还。而乡村负债的特点是债权人结构复杂，债务利息高（其借贷利率一般都在15％以上，有的甚至高达20％～30％），债务累积时间长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调查研究表明，乡村债务已经引发了激烈的农村社会矛盾，“以债抵税”现象普遍存在，乡村政府和组织正常运转受到影响。此外，乡村债务已经使乡村政府和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受到影响。
2、原税费征收体制存在弊端
学者项继权认为，原税费征收体制存在弊端：一是“多头征收”。农村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分别由财政、地税和经管等不同部门分别征收；二是“政府征税”。虽然农村税费由不同部门征收，但是，这些部门通常将农村税费征收任务分派给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征收；三是“户交村结”。虽然有
关文件要求农村税费征收要“户交户结”，征收到户、结算到户，但事实上是由村代征代缴，间接征收；四是“突击征收”，每年夏秋两季，各乡镇及村组干部都展开税费征缴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对税费进行突击征收；五是“行政强制”。一方面对抗拒不交的农民“拔钉子”，对完不成上缴任务的干部克扣工资，给予一定的处罚；另一方面对完不成任务的乡镇政府和村组实行“硬结账”，从下拨款中扣除，而有不少村组及干部则不得不先借款垫解上交。
显然，原税费征收体制是一种“税政不分”、“以政代税”的体制，不仅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征税权不分，而且农村基层政府成为征税的主体。在实践中，一些乡村干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投入到完成税费任务之中，难以有效地进行公共管理，也难以给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其结果是乡镇政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上述体制也是一种“委托代征”的间接征税体制。不仅乡镇政府成为征税部门的执行者，村组也成为税费征收的代理者。由于税费征收机关与纳税者脱节，不可避免地出现征管“盲区”，不可能杜绝村民所反映的税费“分配不公”和“层层加码”的问题，出现随意核定税费任务、转稼负担，出现所谓的“有地无税”、“有税无地”和“平均摊派”等问题。“户交村结”及行政强制迫使村委会及村组干部借贷上交，这是形成村级债务的重要原因之一，且依靠行政手段征收税费不可避免引发干群矛盾。
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均未能消除农税代征者欺上瞒下、加征加派、从中渔利的弊病，也难以杜绝因上催下抗难以完成粮款任务使代征者陷入倾家荡产、无人应役的境地。在任何社会中，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的信息始终是不对称的，委托者也难以对受托者进行有效地监督。过分地放纵和过分地施压都会使受托者的行为发生变异。也正因如此，委托代征有着内在的危险和风险，取消农业税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对于当前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农业县市来说，如何保障其合理的稳定的财政来源，是取消农税后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负担同样可能反弹。当然，取消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并不是取消农村所有的税种，更不是不需要独立而高效的农村税务征管机构。因此，对于农村税费征管体制的改革仍然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阔的乡村和分散的农民，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是永存的，而如何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则始终是一个难题，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困难之所在。
（三）乡村治理中的低水平社会关联
学者贺雪峰认为，农村社会处于深刻的危机中，而造成这种危机的，除了经济政治两维因素以外，农村社会关联这一结构性因素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村庄社会关联
在每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都会发生种种并不均质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一系列的结点和凸凹结构，从而使这个特定社会本身复杂化。举例来说，在一
个村落社区范围内，人们大都会以家庭为基础，以差序的形式向外推展形成自己的关系网络，这便是费孝通先生所谓的中国乡村社会中的“差序格局”。处于“差序格局”的村落中，人们便依关系远近来建构利益群体，并以这种关系远近来划界展开利益斗争。特定人际联系的性质与深度，决定了人们在为获得利益和声誉所进行斗争中的协作能力与状况。
在当前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社会关联可分为三种类型：（1）传统势力特别是宗族势力依然强大，人与人之间社会关联严重受制于宗族影响的社区，宗族联系超越人与人之间的其他联系，宗族利益成为人与人之间进行划界的主要工具，宗族成为社会中最为显明的结构。（2）经济比较发达，特别是个体私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社会经济分层十分明显，农村经济精英因为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而在一些方面对其他人形成了关系网络上的优势，这时，既存在经济精英内部之间联系强化的趋势，也存在不同精英之间争夺对村民关系主导权的趋势，经济精英开始替代权力精英，普通村民聚集在经济精英们的呼号下面谋求自己的利益和表达他们的意愿。（3）传统迅速消解而经济又不很发达，无论是传统权威还是现代权威都未发展起来，村民在某种意义上既失去传统的关联，又未建立起现代关联。第一类关联为法团主义者所主张；第二类关联“公民社会”论者所主张。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农村社会关联度都十分强劲，农民作为一个集团的意愿，国家不能忽视。特别是这种社会关联已经产生出突生结构的情况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或正在出现的“非官方的、非正式的民间经济和组织”，和大量私营企业，再如在某些地区宗族组织的重建等等，都使得这些地区的社会关联呈强势扩展，其对外表达政治社会意愿的能力和对内维持秩序和合作的能力，都大大增强。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大多数地区，农村社会关联属第三类关联，没有突生结构，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外表达自己的经济社会意愿，还是对内维持内部秩序与社会协作，都相当困难，农村社会处于一种甚至比以前更为软弱无力的困境之中。
2、社会关联影响乡村治理
好的乡村治理应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与外界的联系中，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不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二是必须协调好内部协作，以经济地解决共同面临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合作等问题。
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都与社会关联有密切联系。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社会关联比较强的农村，特别是存在有突生结构的地方，一定区域农村社会的人们都有可能以一个整体来理性行动。整体行动不仅可以抑制外界的掠夺，而且可以带来廉价的秩序和协作。但是，在社会关联度不高的农村社区，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起来就会十分困难，这个时候，无论是对外界掠夺的抵制还是在内部协作的达成上，都十分困难，社区内部诸多不经济行为比比皆是，乡村治理处于不良状态。具体地说，在农村社会关联度不高的社区，国家对农村社会的超额提取成为可能，社会缺乏抑制这种提取的能力，乡村社会可能因此而将危机向深处转化，国家与社
会关系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弹性互动的韧性，社会地痞也会借助暴力来骚挠农民。而在内部合作方面，大量公益事业无人过问，社会公道不再具有强制力，“各顾各”的村民丧失了对集体事业的热情和集体事业可以为自己带来好处的信心，一些临时的，缺乏长远眼光的事情到处发生。生产合作、公益事业、社会舆论都不再具有价值。
任何一个社会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是解决内部的秩序问题。在当前实行村民自治的情况下，由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这一结构应该在抑制上级过度的提取和形成内部的协作上，发挥一些作用。但事实上，在社会关联度较低的农村选举中，一个方面，村民的自由往往是不受其他结构性力量(诸如宗族，经济大户)影响的投票自由，另一方面，每个村民只拥有分散的一票，不足以构成与当选村干部之间的互动，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并不能从他的得票中感受到真正的力量。有时村民干脆就选那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这些强悍的人来当村干部时，他们强烈的个性使他们敢于抵制上级的不良安排。他可能凭借自己的身体暴力和以身体暴力为基础的语言暴力，对村内一些破坏公益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有时，这些选举出来的强悍的村干部们，反而将村庄治理得较好，但显然，他很少依靠选举获得了可以治理好村庄的资源与力量。也正因为这些选举出来强悍的村干部们并不从选举中获得什么，他们在村庄治理中就可能有时有益，更多的时候有害，以至村民不久就发现，他们对那些选出来的横行霸道的村干部无可奈何。
在社会转型时期和市场经济的初步发育之下，农村社会充满着骚动不安的气息。乡镇在向村民收取税费时竭泽而渔，村民根本不关心那些日渐沉重起来的村级债务，村干部们也可能因为无长远预期而不负责任。在各级政府都存在短期行为及政策常常不配套的情况下，如何让乡镇政府对人民负责？假若在农村社区，村民之间存有强有力的关联机制，村民具有强大的一致行动能力，情况就可能有些不同。比如在村干部高息借贷上缴提留时，高息可能留下祸患全体村民的理由，就可以让村民一致行动起来，迫使村干部考虑高息借贷的后果。不仅是借贷，而且所有重要的与全体村民利益相关的事项，因为村民强大而一致行为的可能性，致使村干部们不得不慎重对待。选举可以进一步加强村干部对强大而一致行为的村民集团让步。在社会关联紧密的农村社会，大致不会出现明明是将农村推向绝境，村民感到无可奈何，乡村组织得过且过，所有人都眼睁睁看着走向深渊的情况。而在那些社会关联较弱的地区，已经有太多的农村走向了较一般农村危机严重得多且并非非得如此的困境之中。
（四）当前乡村治理模式的政治局限
目前中国政治所面临的是结构性的功能障碍，具体来说，就是其贯彻意志的能力远小于形成意志的能力。经济学家诺斯指出，经济制度的演进要求政治制度从非正式化走向正式化，即依靠法律手段和独立的司法机构来约束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否则经济制度将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在乡村基层的实际生活中，制度的实际影响力是极为有限的，在国家设定的制度原则与制度的实际运作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这种制度危机使乡村经济制度变迁可能产生的绩效为乡村政治的结构性障碍所吸纳，从而难以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体现。
1、乡村治理模式的惯性
学者张鸣认为，历史留给乡村自治的是带有很浓的传统色彩的基层政权，基本上属于任务导向的，只关心税收和秩序的问题，且行政效率低下、结构相对臃肿。现在的基层政权，不仅承担着与传统政府类似的事务，而且还负有领导当地经济发展的职责。结果，一方面“拍脑袋”式的“首长工程”在乡镇甚至村庄遍地开花，造成大多数乡镇陷入了足以令它们破产的债务危机。而且，政府机构自身福利过分依赖“创收”，本身已经使政府行为趋向牟利化。另一方面，刚刚从行政体系中剥离出来的半行政机构，诸如电力、电信、保险等部门理直气壮地走向牟利化，垄断性和强制性地向农民榨取高额利润，它们的行为往往又和基层政府行为搅在一起，强化了政府行为的牟利化趋向。而且，乡村政权仍然带有过去动员体制的色彩，不仅治理架构是划一的半军事化的残余，而且基本的政治运作方式也还是运动式的，以任务导向的政府面对各种上面下来的刚性任务，必须刚性地执行，根本不允许村级架构有任何的讨价还价的余地。
2、“明星村”治理结构的内在矛盾
学者乔新生认为，在中国乡村普遍实行承包制的今天，以华西村为代表的中国明星村的治理模式面临特殊的困难，它必须以社员个人财富的不断增加来证明组织的优越性，而这样做与发展集体组织经济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随着明星村的发展壮大，明星村的内部治理结构也发生了倾斜。少数人的决策代替了当初的集体选择，民主的气息逐渐地淡化了。为了防止不同的声音出现，以集体财富的再分配为主要约束机制，辅之以个人崇拜的治理手段被不断强化，这对明星村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兆头。因为集体主义下的治理结构是建立在最充分民主基础之上的。在集体组织内部必须实行彻底的民主管理。这种民主管理不同于民营企业的内部分权决策，也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厂长负责制下的职工代表会制度，而是一种绝对的民主体制。在集体组织内部，每一个成员拥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他们通过集体投票决定组织的事务。如果村民的权利无法实现，那么集体主义的灵魂就不存在了。一个只有集体主义的躯壳，而不具备集体主义灵魂的村庄不可能再沿用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发展下去。
集体主义的治理结构是建立在一定的道德高地之上的，这种近乎无私的组织结构在险恶的环境中往往有顽强的生命力，因为任何一个成员的生存都必须依赖其他人的帮助，以色列的基布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在明星村的治理结构中，不是没有集体决策的形式，而是这种集体决策的形式被异化了；不是没有个人财富，而是个人财富与集体财富混淆在了一起，或者说有人故意将个人财富与集体
的财富混淆在一起；明星村不是没有集体劳动，而是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引入了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实行所谓“外圆内方”，而这种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又在制度上否定了集体经济组织的管理原则；明星村不是不允许个人私欲，而是没有用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引导每一个人将个人私欲和集体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或者说，少数人的私欲试图代替大多数人的私欲，集体主义的决策原则失败了。明星村内部民主的异化可能是导致今后明星村衰败的最大原因。
3、乡村自治的二元张力
有统计显示，全国村支部与村委会关系协调并能顺利开展工作的不超过60%。学者霍军亮认为，村“两委”矛盾主要为三种形态：支部“贪政”，即村支部把党的领导绝对化，事必躬亲，村委会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村委“揽政”，即村委会事事越权“不让管”，而党支部无原则退让“不愿管”；两委“夺政”，村支书和村主任都想把权力完全集中到自己手里。
造成此种矛盾和冲突的原因主要有：
（1）“公共管理领域”的诱导。安妮·奥罗姆认为，对有着共同目的的两个不同的组织而言，如果双方在职能和权限等方面没有重合，那么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运作下去，不会发生冲突。但是，如果双方在职责、权限和管理对象上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存在管理上的公共领域，这些公共领域就构成了不同组织之间的“冲突点”。《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支部的主要职责是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而《村委会组织法》则规定：村中大事应由村民通过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等自治组织来决定。这就出现了“公共管理领域”，“村中重要问题”和“村中大事”如何界定没有具体的标准。按照这些规定，村庄中自然就有两个决策中心，一个是村支部，一个是村委会，一旦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意见不一致，组织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
（2）传统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是由乡镇任命的党支部书记决定村中的一切事务。但随着村民自治体制地确立，农村的治理就产生了双重矛盾：一是任命制与选举制的矛盾，即党支部成员由任命产生，而村委会成员则由选举产生，形成了“上级来人找支书，村民有事找主任”的局面。二是二元决策的矛盾，党支部是传统的村务决策实体，而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要依法行使村务决策权力。民主选举使村主任在村务决策中的位势增高，而传统体制仍然捍卫着党支部书记的优势地位，出现了法律与传统体制、传统观念的矛盾。
（3）权力结构的失衡。“两委”关系的实质是国家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力的关系，是政务与村务的关系，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村党支部不仅是对村庄公共生活进行政治领导，更重要的是扮演了国家行政机构的角色，行使的是国家行政权力，更多的是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而村委会更多的是扮演“村民当家人”的角色，本质上反映的是村民的利益。于是也就出现了两种利益中心和两个权力中心，两委冲突就是行政权与自治权冲突、政务与村务冲突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紧张的外显。由于两种权力中心之间没有任何缓冲地带，没有设置特殊的“安全阀”，直接导致了两者的正面冲突。
（4）行政指导的错位。在村民自治过程中，行政指导缺乏系统的、规范的政策规定，指导的程序也不完善。在指导中往往又是就事论事，缺乏示范效应，或者以包办代替指导，甚至出现因指导者认识不清、经验不足而导致指导失误，使村委会的组织目标难以实现，大大降低了法律的严肃性和村民对党支部与政府的信任度。
4、乡村自治的弱势地位
学者徐湘林认为，乡村自治的制度安排在实践过程中具有很强的行政主导性，自治权威仍然带有相当程度的官僚化特性，表现为村一级权威来源的转移并不彻底，村党支部仍然是村级权力组织的核心；而村委会的权威仍然依赖于上级党政机关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县乡级党政机关对村级选举拥有具体的指导权，对引起争议的决定拥有实际的裁决权。另外，这种村民民主自治的功能只限于自治组织内部的利益调整。由于权威的依附性和自治规模的限制，村民自治更多是表象性的而不是实质性的。由于相互隔离的、分散的单个行政村落的自治和民主选举自治组织不可能直接影响国家层面的政策选择，难以约束基层政府的行为，故而无法改变农民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弱势地位。国家通过政府基层行政机构对农村社会的强控制治理模式也没有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所以在目前的情势下，中国乡村治理从人民公社体制向村民自治和村民民主选举体制的转型，不能够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困境。
5、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
乡村治理结构是指乡村治理权力产生、运作与变更的制度安排与组织架构，具体由一系列制度规定。制度由非正式约束和正式约束构成，前者包括道德文化、社会习俗等行为规范，后者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等。
学者刘晔认为，当前乡村治理处于一种低稳定的结构状态，它不断卷入甚至制造社会冲突。一方面，它与乡村社会的利益处于脱节状态，其权威合法性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它没有有效连接国家目标与社会目标，其工作效能受到危害。具体来说，低稳定的乡村治理结构通过两个互相关联的特征表现出来。第一个特征是蜂窝状结构的加剧。改革以后，国家的退出使乡村权威获得了自由行动的更大空间，他们强化“集体”财产支配地位，严格控制资源分配权，实际上形成了与国家利益、农民利益关联性很弱的自治体系。这种状况导致第二个特征，即政策执行中变通方式的普遍化和常态化。变通的特点在于非程序化与非规范化，其微妙之处在于
似是而非，表面上看，它所遵循的原则及试图实现的目的与国家和上级政府的政策目标相一致，但经过变通后所达到的实际目标就其更深刻的内涵来看则可能与原目标从根本上背道而驰。改革初期，变通作为制度运作的正当方式是为了鼓励各个地方的大胆探索。改革至今，当国家需要重塑权威时，原来推动改革的措施，已经成为乡村治理权威对抗上级政府的手段了。
当前乡村社会的诸多冲突，根源在于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在治理规则方面，乡村权威没有贯彻统一普遍的代表国家的治理规则，相反，乡村治理组织发展出了自己的治理规则，并取代了其他组织的授权有效性，代替宪政组织实现村民的一般权利。由此，村民生活的一般权利并非由抽象意义上的宪法或国家授予，而是在实际意义上由他们所生活的初级治理组织授予。乡村治理组织往往具有在长期实践中被默认的权力，大量成文的或不成文的乡规民约强化了乡村治理组织的这种权力，国家治理规则的刚性被谈化，特殊处理成为乡村秩序的主流特征。乡村治理组织的巨大权力与制度空间表明，在治理规则方面它仍因循乡间的惯例，乡村社会仍在乡村权威的控制之中，尽管各种政治变革改变了权威集团，但近代以来形成的权威与乡村社会的基本结构没有改变，国家与社会的有效整合并没有产生。
乡村治理结构中这种不同于国家治理的“潜规则”，构成了乡村秩序的制度基础，并导致国家政权建设中严重的行政低效性，一种实质上的自治在不必与国家法制发生明显对抗的条件下得以成立。这种潜规则体现在一系列的地方性制度中，并维系着现阶段乡村权力结构的内聚。从财政制度来说，乡村治理组织的税收收缴范围和数量显然不在上级政府的控制中，只要是针对公事工作，公开违背行为并没有经常面临严厉惩处的的风险，多数情况下按照基层自定的原则行事是成功的。所有这些惯例，都方便了基层财政掌握在极少数权威人物手中。而在一般情况下，上级并不追问这种权力是否得当，除非遇到专门的运动或引起广泛的不良影响。同时，一旦破坏这种上下默认的定税权力，基层执行上级指示的效率会更低。这样，国家对财税的支配权，就在不经意中被层层削减。在土地承包方面，1993-1997年间，国家连续下发的文件要求延长土地承包期限，将第一轮承包到期的土地再延长30年，以稳定现有制度。但在乡村两级，土地调整行动仍在按照各地自己的需要展开，延长承包期限的政策遭到变通执行，因为保持调整土地的权力涉及基层组织的存在基础——对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乡村治理组织总是用各种借口和方法抵制国家政策的深入，维护自己的控制权。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地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默认的不良制度造成的，这种制度使得国家政策在有效解决矛盾方面无能为力。同时，基层组织还积极阻止来自乡村个体的控制权竞争，他们发展出一系列集体经济组织，强调集体资产的管理，以阻止民间经济组织扩大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这种集体所有制往往是形式上的，许多基层公务人员的私人需要在制度上被“合理”地纳入公费支出的范围，这使得他们从利益上成为集体所有制的坚实基础。这样，集体所有制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条件下，演变成基
层干部群体所有制。最后，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人事制度安排与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尚有相当距离，尽管上级政府有挑选、批准与任命村官的权力，但选人的重要过程却是从基层开始的，被乡村干部不容的人很难在村干部位置上做得长久。基层长期形成的人事更替的程序是：原村班子提名，乡镇政府派人进村考察，取得共识后组织选举，再报乡镇政府批准任命。这种制度事实上将选择权赋予乡村两级治理组织，村民不可能广泛介入。这样，乡村共同利益的内聚通过人事变动得以保存。
潜规则以及作为这些规则体现的地方性制度，使得乡村治理组织构成了一种“隔离地带”，将国家与乡村民众隔开。它既阻止国家管辖权的干预，也使乡村干部滥用职权时国家难以施行有效的监督。当前的乡村治理组织融合了传统乡村权威和官方身份，以形成治理的合法性来源，它不必像绅治模式那样通过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贡献去获得合法性地位，也不必像政社合一的官僚组织那样，仅仅依赖官方身份行动，它通过实施自己的潜规则，并控制集体财产和资源，建立相互支持的政治网络，巩固并强化了乡村社会的秩序，它通过将国家的治理权形式化和抑制村民参与的实践，将国家和乡村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乡村治理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利益相对独立的政治团体。
6、乡村治理的结构和体制“瓶颈”
从国家政策结构的层面看，因“赶超”发展战略长期积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对农村仍然区别对待的政策，造成农村的相对贫穷落后。在税负方面，以前的“城乡差别”的税收体制使得了农民比城市人口承担了更多的税负。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外资企业的流入，乡镇企业普遍不景气，影响到乡镇企业对农村的反哺能力。在中西部地区有活力的乡镇企业更少，且生产效益差，对农村的反哺能力更为有限。
从行政管理体制的层面看，由于财政权下放、行政承包、和压力型体制的强化，县、乡农村管理体制形成高成本运行的格局。县、乡级政府机构和行政人员普遍过于庞大并不断的自我膨胀，为了生存，乡政府必然需要增加“非规范性收入”以补贴财政支出，其办法是将这些财政缺口通过软约束的“统筹提留”、行政性收费以及各种名目的集资等方式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农民与地方基层政府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不断升级和恶化，这种情况在中西部较为贫穷的地区尤为严重。
十六大以来新的国家领导集体业已将解决“三农”问题列入重要政治议程。一些相关的具体政策已进入试点推行阶段，同时加大了中央财政对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农村公共财政的支持。但是，在国家农村整体政策没有结构性变化以及县乡管理体制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的情况下，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政策大多遇到执行难的政策瓶颈，触及到了国家宏观政策中的结构性问题，涉及农村治理模式、农村基本政策和管理方式的大幅度调整和创新。只有通过国家政策结构上的重大调整和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重大改革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目前的困境。具体讲，国家的宏观政策必须打破“二元”社会政策基调，进一步改革现有城乡分离的相关政策，允
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合理流动，减少农村人口，加快城市化进程。这些政策必然要涉及到城乡利益结构的重大调整，涉及到乡村治理中国家和乡村社会关系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