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阅读史记有感2000字范本三篇,供大家参考。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下面是范文网小编为您推荐阅读史记有感2000字范文三篇。
读者，其用心专也，韵者，其美极而触魂也!——题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翻阅沉甸甸的历史，蓦然看见，那一抹鲜艳，带着成熟稳重，披荆斩棘，正向我走来。那是历经磨难才重生的凤凰;那是千锤百炼的坚强;那是灵魂冲击才有的不朽篇章;那是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的史书，一部永垂不朽的史记。初读《史记》，读出一个顶天立地坚强的男子汉，或许一开始他就不该站出来，顶撞君王，是大罪。他是被深深地激怒了，但他没有停止在愤怒上，而是还在此基础上对他所要加以叙述和研究的到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为止的一部中国通史进行了认真的整理和思考，并得出了自己的一些结论，这是司马迁之所以不仅成功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家的原因所在。鲁迅有一句名言：“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司马迁不正是在“痛定之后”，以史记这部大作长歌当哭吗?很难想像，如果司马迁在巨大的悲痛之后不继之以理智的思考，而会成文学家兼历史家。晚清的刘鄂在《老残游记。自叙》中指出：“《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庄子》为蒙叟之哭泣，《史记》为史公哭泣，《草堂诗集》为杜工部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泣，八大山人以画哭泣，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于是，在报任安书中，我看到一个无奈而又理智的司马迁，一个身心俱残而又顶天立地的司马迁。司马迁一腔抑郁，发之《史记》，将悲痛而屈辱的灵魂投入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
于是，绝代文章横空而出。我似乎看到了太史令坚强的身躯，化作天边耀眼的彩虹，霎得，红遍了整个天空。再次捧起那泛黄的《史记》，读出一个报国无门贤能者的忧伤。司马迁是忧伤的，他的心痛汉武帝不听谏的小肚鸡肠，所以，他是懂得屈原的，要不然，他不会将屈子愁闷的心情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他又怎么会有抒一肚子的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当屈原“举世浑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忧伤的灵魂与另一个无助的灵魂悄无声息的碰撞，不禁发问，那仅仅是一部述史的史书吗?无法控制不安的思绪，带着灵魂的触动与颤抖，再次品味他的《史记》，这一次，我读出了一个中华民族的魂魄，千百年来不变的精神。无论是太史令，还是屈平，还是项王与信陵，我都看到他们人性的善良，一诺千金的男儿形象。
是司马迁完美的追求，还是他本来已经完美的文字，千年的民族之魂，在他笔下，闪闪发亮，是《史记》，让我看到一种人性的韵味，人性的光辉，那么美好，那么灿烂!我不禁怦然震动《史记》之韵味，非桂花树凋零的悲哀，也非纳兰性词的凄凉，它的韵味，是甜香赛芝兰之悠长，踏雪寻梅的不变的情怀。读《史记》之韵，读出司马迁的韵味，那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光芒绽放的灵魂，带着一丝不羁，带着万般男儿忍辱负重的尊严，书写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春秋，反复咀嚼，齿留余香。
对《史记》的感动，不仅仅在于它灵动的文字与丰富的情节故事，更重要的是他所蕴含的人格魅力与精神的升华。正是因为这种力量对《史记》的认识，也进入了一个精神的境界。司马迁作《史记》，是用灵魂与命运作斗争，用自己的精神作出一部千古流传的史记。读《史记》之韵，是上古文化与艺术的完美结合!读《史记》之韵，是人格与灵魂的震动!读《史记》之韵，是美丽与感动的撞击。品读史记，其韵无穷细细聆听《史记》叮咚的琴韵，内心却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感动。
看见“李将军”，我就想到了司马迁，想到了史学中的文学力量。
前段时间看了吕不韦列传，觉得早期的秦王赢政处事平正，未见暴君端倪，故决定回头重新看一遍秦始皇本纪，好好了解下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千古一帝。
回头再去看本纪，以前的印象仍然没变，本纪与世家列传相比，太不具可读性了，感觉本纪重点不在写人，主要在写那个时代那个国家，基本上是编年史，所以这个读后感怎么写有点伤脑筋。
秦始皇名政，秦庄襄王子楚的儿子，其母赵国人，生于秦昭王48年，当时子楚正“质于赵”。秦昭王死于56年，然后秦孝文王即位，一年后死了，然后秦庄襄王即位，三年后死了。这时候政13岁，即秦王位。
这篇本纪说秦始皇姓赵名政，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因为他母亲是赵人?而我一直认为他该姓赢，刚才我看了一下秦本纪，说秦国的先人大费帮大禹治水，还辅佐舜调教鸟兽，被舜赐姓“赢”。所以还是称他秦王赢政吧。
赢政的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13岁即位。秦昭王48年出生于赵国，秦昭王50年至56年，秦攻赵，赵国君臣要杀了子楚一家泄愤，子楚与吕不韦逃回秦国，赢政与母亲赵姬被留在了赵国，赢政3岁至9岁那6年都是随母亲躲在外婆家方保得小命的。9岁时被接回秦国，13岁登秦王位。这一阶段在这篇本纪中几乎未提及，从《吕不韦列传》中可看出一二;另外，赢政在始皇20xx年灭赵时到邯郸，“诸尝与王生赵时母家有仇怨，皆坑之”，从这件事可看出小时候经历对他的影响，孩提的记忆可能影响一生的个性。
第二阶段是始皇元年至二十六年，即赢政13岁到39岁。这一阶段是秦国东征西讨，攻城掠地，凯歌高奏，最后“初并天下”的时期，也是秦始皇从懵懂少年傀儡秦王成长为杀伐决断强势皇帝的时期。
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几个分段：
一是始皇元年至20xx年，以嫪毒之乱、吕不韦遭贬后来自杀身亡为标志，秦王赢政从依赖众大臣众将军到开始独立亮相处理危机，再到彻底摆脱制约成为秦国真正说一不二的君主。
这一时期中，始皇1至8年期间主要各将军率兵攻各国，夺取诸个城池。其中将军蒙骜战功最突出，他死于始皇7年。始皇8年发生了一件事，赢政的弟弟长安君成蟜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这一年始皇21岁。
始皇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4月赢政祭天后住在雍城，长信侯嫪毒矫旨领京城部队等欲攻蕲年宫谋反，赢政知之，命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兵攻嫪毒，战于咸阳，嫪毒败逃，秦王悬赏捉拿嫪毒，嫪毒及党羽皆被捉，平乱。事后的处置是，平乱有功的官兵按功受赏;谋反人员中，嫪毒等二十人被车裂示众，灭族，家臣被罚做劳役，其余党羽舍人等四千户流放蜀地;另外相国吕不韦也受牵连于第二年被免职逐到封国河南;再有，对赵太后的态度，先是让她居雍城，后听从齐人茅焦的劝说又把太后迎回王宫。这是秦王即位后第一次公开独立决策，危机处置很果断，后续处理也基本公正而有人情味，这时候他22、3岁，能做到这样应是十分难得了。
不过，这件事以后赢政开始显露独断和霸气。先是于始皇20xx年在咸阳大索，驱逐外地人，被李斯劝止。有魏人尉缭来献计，说目前以秦国之强大，诸侯都已不是对手，唯一应该担心的是诸侯联合起来抗秦，所以秦王应该不惜金钱贿赂各诸侯权臣，阻止各国联合。说得很有道理，秦王很赞赏，对他十分器重，饮食衣着都与他一样，但是尉缭起了异心，也许是与秦王比较接近，了解到他的个性，认为“秦王为人，蜂準，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有志亦轻食人”。这是史记中比较少有的对人物外貌细节的描述，“高鼻梁，长眼睛，挚鸟胸，豺狼声”，不晓得他身高如何，如果不是很矮的话，倒是正当年的帅哥一枚。不过估计赢政日常待人的确比较刻薄，才会在极力厚待笼络尉缭时反倒让尉缭起了逃跑的念头。“乃亡去，秦王之，固止，以为秦国尉，卒用其计”。这里可以看出秦王的强势，要用你你想逃也逃不了。秦王赢政挺酷的。这时候他24岁左右。
始皇20xx年，赢政写信质问吕不韦，吕不韦深感压力，自杀而亡。以秦始皇当时的个性和年龄，应该只有仲父吕不韦以及生母赵太后对他有约束力，缪毒之乱后，吕不韦被逼死了固然无法再约束他，赵太后也大伤元气失去了影响力(按赵太后的为人和能力，估计她原本对赢政的影响力就不大)，秦王赢政从此取得了对秦国的绝对控制权。
关于吕不韦之死，我觉得仍有些蹊跷，怎么会既无自辨又无反抗就直接自杀呢?也许他真的老了，已无斗志，一死了之?但是一般人不是年纪越大越贪恋人生吗?那么自杀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是怎么想的呢?或者，赢政写信质问吕不韦，本就备有后招，他若不服毒自然会有人让他以别的方式死亡?又或者，他的死本来就是“被自杀”的?
不过，有一点我认为是明确的：吕不韦当时是必死无疑，唯一可能不同的只是死亡的方式而已。
二是始皇20xx年到20xx年，秦国继续南征北讨，逐渐灭了其它诸侯国，最后一统天下。其间还发生了燕太子丹派荆珂刺秦王的事。赢政39岁了。
第三阶段是始皇20xx年到37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了。这一阶段初期做了一些很具建设性与开创性的事，比如统一行政区划、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言语。但有的事情就不那么有意义了，比如到处封禅，到处提字为自己歌功颂德，比如派人寻仙访神求长生不老之术，再比如大兴土木修建阿房宫。
同时，在这一阶段，秦始皇的暴戾逐渐显现，最令人发指的是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焚书是起于李斯的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制曰：可”。嗯，这个李斯绝对是历史罪人啊，秦始皇采纳其建议也是错误之举，统治者想要强迫百姓蒙眼塞耳闭嘴最是令人反感，也最愚蠢了。
“坑儒”则起因于侯生、庐生两位儒生偷偷逃离咸阳，他们本是为秦始皇寻求仙药的方士，见秦始皇各种暴行心中害怕于是逃跑了，秦始秦知道后大怒，“使御使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此时是始皇35年，秦始皇48岁。
多年前魏人尉缭也曾试图逃离他身边，他不但未惩罚尉缭，反而重用他。是什么使秦始皇变得如此暴戾恣睢?前后判若两人?
秦始皇死于始皇37年，终年51岁，在当时应该不算早死，不过也不算长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主要精力都花在寻求长生不老之策上了，可惜事与愿违。
纵观秦始皇赢政的一生，感觉到他40岁之前在基本面都属于英明神武类型的，而40岁以后就属于暴戾昏愦类型了，这个转变应该是有个过程，但仅从史记的记载上我看不出他内心的挣扎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很多东西只是推测，什么分成几个阶段呀，每个阶段又有几个分段之类的，只是我一家之言哈，不必较真。
很多年前，有人约稿，说是给青年学生推荐点文史类的经典，很多人写，然后凑成一本书。写什么好呢?约稿人说，你就拣历史方面自己觉得重要的书，随便写，字数在三千字左右，当然，最好通俗一点。我依命行事，临动笔，想了一下，在我心中，什么够得上“重要”二字?好像很多也很少，千挑万选，未必合适，为稳妥起见，还是写两本我比较熟悉也比较喜欢的书吧，一本是《史记》，一本是《观堂集林》。但文章写成，没有下文(眼下，这类书倒是大为流行)。最近，承张鸣先生不弃，要我为《新东方》奉献小文，我素无积稿，翻箱倒柜，只有这点东西在。现在拿出来，真不好意思。书是很普通的书，话是很普通的话，难免老生常谈，重复别人讲过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什么狐狸尾巴，让人抓住，也保不齐。我只能这么说，这两篇旧稿，除大家熟悉的事，有些问题，我是认真想过，其中还是有一点心得体会。
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鑑》)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司马迁说的“李将军”是李广而不是李陵，然陵为广孙，有其家风，就连命运的悲惨都一模一样。读者若拿这段话去对比一下苏建评卫青的话，所谓“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卫将军传》赞引)，他的“无言”不是更胜于“有言”吗?
汉代以后，“卫将军”只见称于记录汉代武功的史乘，而无闻于民间。相反，李将军却借诗文的传诵而大出其名。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其中有块敦煌市博物馆送展的西晋壁画砖(图一)，上面有个骑马的人物，正在回头射箭，上有榜题为证，不是别人，正是李广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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