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2022年中国经济论文发表,供大家参考。
篇1
谈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互动机制
1 研究背景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在党的十三五规划中，强调要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并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历史上，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迅猛发展就与科技进步密不可分，1970-1980 年，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GNP和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8% 和9.5%，而此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台湾为48%，韩国为40%。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科技重视程度的增强，财政科技投入由1999年的544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3050亿元，10年间财政科技投入翻了近6倍。政府将一定比例的财政收入投入到科技研究中，了解这部分资金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以及相互之间的联系，对制定政策方针具有战略上的意义。
长期以来，科技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的关注。1928年，柯布(Cobb)和道格拉斯(Douglas)共同提出的 C―D生产函数，可计算出某一时刻的技术水平对新增产值的贡献。Griliches(1986)通过分析 1957-1977年间美国1000家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得出科技经费投入对企业生产力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Romer(1990)研究发展发现政府在RD上的财政支持能激发和鼓励企业投入更多资源进行RD活动，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Boskin和Lau(1996)将生产投入要素分为资本、劳动、人力资本和RD资本四种，在C-D生产函数基础上，新构造了生产函数，将不能由这四种投入要素解释的经济增长归结为技术进步的贡献，利用六个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由RD引致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大。
国内学者则是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探讨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单红梅等(2006)应用C-D生产函数得出中国的科技投入不但对当期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存在滞后效应，滞后期为3阶。姜庆华、刘贵基(2010)采用灰色关联度模型与生产函数模型，得出科技经费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强于人员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且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出波动上升形态的结论。卢方元(2011)等采用 2000-2009 年全国 30 个省区市的RD投入和经济增长的有关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RD投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凌江怀、李成、李熙(2012)以1991-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科技投入的数据为基础，认为财政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引入RD经费支出作为内生变量，建立广义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结合协整回归、误差修正模型及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测算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试图揭示经济系统的动态影响机制。
2 理论模型及研究方法
2.1 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利用1995-2012年度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选取GDP(亿元)代表全国的经济发展水平Y，RD经费支出(亿元)作为科技投入指标S，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亿元)扣除RD经费支出后作为资本投入K， RD人员全时当量(万人)作为劳动力投入指标N，对原始数值取自然对数，以压缩变量的尺度差距及削弱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记为LnY、LnS、LnK、LnN。
2.2 理论模型及研究方法
2.2.1 广义C-D生产函数
通过对式(4)进行回归分析，即可估计出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理，琢与茁分别表示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酌，剩余项则代表技术水平。
2.2.2 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
1987年，Engle和Granger提出协整理论，为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建模提供了新的思路。如果单个时间序列非平稳，而它们的线性组合却表现出平稳性，则这些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这种协整关系能够有效区分真实回归与虚假回归。误差修正模型(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改进了时间序列模型忽视原非平稳变量信息的缺点，将长期稳定关系与短期动态特征综合在一个模型中。
2.2.3 向量自回归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 Regression，VAR)基于统计性质，将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表达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从而将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常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中的动态冲击，进而解释各种经济冲击对经济变量形成的影响。
3 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3.1 平稳性检验
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 Fuller)单位根检验对各变量的平稳性判断，回归方程为：驻Yt=c+酌t+籽Yt-1+■
准驻Yt-(i-1)+着t，依据数据特征及贝叶斯信息准则(SBIC)确定检验形式和滞后阶数。其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p代表滞后阶数，c=0表示不含常数项，t=0表示不含趋势项，反之c=1表示含常数项，t=1表示含趋势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4组时间序列数据在5%显著性水平下不拒绝原假设，为非平稳序列，而进行一阶差分后均为平稳序列，因此4个变量均为同阶单整I(1)序列，可进行协整分析。
3.2 协整回归及协整检验
协整检验是用来检验非平稳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方法，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则变量间的非均衡误差是平稳的。本文基于广义C-D生产函数进行协整分析，对式(4)的模型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进行协整检验。
第一步通过OLS最小二乘法对式(4)进行协整回归，第二步使用残差序列代替随机干扰项，进行平稳性检验，若残差序列平稳，则可确立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回归结果如下：
lnYt=5.349687+0.375095lnKt+0.159395lnNt+0.226243lnSt
S.E.=(0.35536)(0.109971) (0.130783) (0.061246)
t=(15.05444) (0.3410855) (1.218781) (3.694004)
R2=0.998203，F=2592.043，D.W.=1.540770(5)
由于OLS采用方差最小的估计方式，使得对残差序列进行ADF检验时，结果倾向于平稳序列，SC统计量
-4.172473， t统计量-3.913603，传统10%临界值为
-3.310349，参照麦金农(Mackinnon，1991)的临界值分布表，矫正的10%临界值为-3.676593，残差序列在5%显著性水平下非平稳，但在10%显著信水平下平稳，可认为式(5)确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存在，为协整回归方程。
3.3 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根据协整回归方程(5)的结果，科技投入对经济的产出系数为0.2262，即RD经费内部支出每增加1%所贡献的GDP增长率为0.2262%;而0.3751和0.1594分别是资本和劳动的投入产出系数，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和科技人员就业人数每增加1%，可以带来经济增长0.3751%和0.1594%。由此看出，现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还是靠投资拉动，科技投入虽占据一部分，但产出效应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由于科技活动的周期性与投入产出的时滞性，仅依据某一个观测时点难以纵向把握经济规律，因此，从2008年开始逐年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以期发现近几年各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变化趋势，进一步探讨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效果。依据理论模型及协整分析技术，得出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得，资本投入自2008年开始出现下滑，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企业经营困难，利润增长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而科技投入贡献呈波动上升趋势，说明科技投入的产出效应开始显现，RD经费投入与科技人员的投入保障了科技研发活动的需求，逐步转换为对GDP增长的贡献。
4 科技投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
4.1 误差修正模型 继协整回归对变量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分析后，构建误差修正模型对该协整关系的短期动态特征进行探究，得到估计结果如表3。
其中，ECMt-1=lnYt-1-(5.349687+0.375095lnKt-1+0.159395lnNt-1+0.226243lnSt-1)为误差修正项。
从表3可以看出，误差修正项ECM t-1的系数为
-0.899017，即协整回归方程前一年的非均衡误差以89.90%的力度进行反向修正，89.90%的调整速率也显示了协整系统对出现非均衡偏差的修正反应之强，正是这种显著的短期负反馈机制，使得经济系统始终趋于稳定，其长期均衡关系才得以维持。此外，在短期动态关系中，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为0.112281，即短期内科技投入每增加1%，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1.23%，亦低于资本投入0.218182及劳动投入0.125491。
4.2 VAR模型
为重点考察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将资本投入(已扣除RD经费支出)从内生变量中剔除，建立GDP、RD经费支出、科研从业人员数之间的VAR模型。
首先，确定适当的模型滞后阶数。利用Eviews8.0计量软件，进行滞后期从0到3的模拟试验。据AIC与SC信息准则，当滞后期为3时，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可兼顾模型稳定性与自由度。
接着进行模型估计，得到如下结果：
lnYt=1.070lnYt-1-0.954lnYt-2+0.852lnYt-3+0.444lnSt-1+0.031lnSt-2-0.340lnSt-3+0.221lnNt-1-0.116lnNt-2-0.216nNt-3-0.068
lnSt=1.037lnYt-1-0.388lnYt-2-0.225lnYt-3+0.521lnSt-1+0.169lnSt-2-0.595lnSt-3+0.268lnNt-1+0.172lnNt-2+0.140lnNt-3+0.274
lnNt=-0.233lnYt-1+0.658lnYt-2-0.531lnYt-3-0.401lnSt-1+0.482lnSt-2+0.345lnSt-3-0.237lnNt-1+0.044lnNt-2+0.052lnNt-3+0.297(6)
各方程的判定系数分别为：0.9992、0.9995、0.9994，拟合程度较高。
4.3 Granger因果检验
Granger因果检验实质上是检验内生变量是否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对待。若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对估计出的VAR模型中各方程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各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在LnY方程中，检验结果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了LnN不能Granger引起LnY的原假设;在LnS方程中，检验结果在5%的置信水平下接受了LnN不能Granger引起LnS的原假设。这表明科技从业人员数并不是LnY与LnS增长的Granger原因。
与之相反，检验结果在5%的水平上拒绝了LnS不能Granger引起LnY的原假设，同时拒绝了LnY不能Granger引起LnS的原假设，表明RD经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
4.4 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利用Eviews8.0计量软件对估计出的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计量各变量对模拟外部动态冲击的反应，结果见图1。其中，横轴表示滞后时间长度，纵轴表示变量对外部动态冲击的反应程度。
如左图所示，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GDP变动一个百分点时，对RD经费支出始终具有正向效应。在第一期，GDP的变动使RD经费支出增长约为0.05%，此后大致围绕1.5%的水平上下波动。表明经济增长对科技投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应当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对科技的投入力度。
分析右图，易知，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RD经费支出受到正向冲击时，对GDP的影响一直呈现正向趋势。具体表现为：第一期至第三期，使得GDP处于持续上升状态，并在第三期达到最大值;第三期至第八期，对 GDP的影响逐渐减弱――从0.2%逐渐趋于0.02%;第八期之后，对GDP的影响又开始加强。
5 结论及建议
本文主要依托增长理论，在传统柯布-道格拉斯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引入RD经费内部支出进行扩展，综合多元时间序列分析的方法，对科技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相互间动态作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理论模型得到实证分析的良好支撑，具体研究结论包括：①RD经费内部支出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约为22.62%，贡献程度波动上升。②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资、RD人员及RD经费内部支出具有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弹性为11.23%，系统内存在显著的调节机制，有效维护长期均衡特征。③Granger因果检验证实，RD人员数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还不明显，而RD经费内部支出与经济增长间具有明显的正向效应。④由脉冲响应函数分析，RD经费内部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相互冲击具有时滞性和正向持续性，表明经济系统将形成：科技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科技投入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良性循环机制。
据上述结论，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5.1 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
由LnY与LnS冲击的脉冲响应曲线可知，科技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期数很长，但在后期呈现一定下降趋势，可能由于资金投入力度不够。应当持续提升对科研经费的投入力度，一方面扩大资金来源，创新投入方式。应完善科研经费筹措机制，并通过直接财政投入、间接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进行科研投入;另一方面应建立相对应的科技经费管理制度，提高科研经费投入及利用的规范性、有效性。
5.2 提高科研人员业务水平
由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科研人员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显著的联系，实际上科研人员是科学研发的主体，科研人员的研发能力是科学研发的关键所在。应当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为科研人员进行研发创造良好的研发环境，提升科研人员研发的积极性;同时加大对科研技术人员的培训力度，可以与知名高校和研究院所等合作，建立多层次的科研培训体系，提高科研人员的业务水平。
5.3 培养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而我国70%以上的发明专利来自科技型企业。因此，科研企业应当加强科研人员创新意识的培育，努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科研人员应当面向市场需求，积极进行科研创新，理论联系实践，将知识和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效益。
篇2谈中国经济稳增长背景下的宏观调控政策
一、背景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53480亿元，同比增长7.7%。其中，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中国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下滑，并在2012年二季度出现3年来首次破八，所有的数据都鲜明无误地指向一个事实：国内宏观经济不容乐观，三经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和风险不可低估。在201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我国的2012年经济工作的核心，由2011年的控通胀为先转向稳增长为先。稳增长主要是强调经济平滑下行，重点防范经济失速的风险和波动，这也意味着政府不会像以往那样采取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应对目前经济下滑的局面。
二、原因分析
中央之所以提出稳增长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外贸减速，加大经济下行风险
2008 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然而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过去，2009 年底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谓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和深化2012年。美国和日本同样面临政府债务负担率过高的财政债务风险。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高，欧盟、美国等国家皆为我国重要贸易伙伴，一系列的债务危机势必会影响到我国的对外贸易。
(二)过度投资，产能过剩
近几年来我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膨胀，大量工业以及重复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过度导致钢铁、水泥等行业产能过剩，生产能力利用率偏低。
(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下降
中国目前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主要处在资源、劳动密集的制造业环节，对物质资源投入的要求较高，资源大进大出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导致了大量的资源耗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境承载能力下降。
(四)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在过去的40多年，中国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极大受益于人口红利带来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劳动力成为在土地、技术、资本等要素之外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近些年由于生育率继续下降等原因我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五)产业结构发展不平衡
我国的产业结构的现状主要体现在：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第三产业比重太低的同时结构层次低、附加值太低、缺少现代服务业。发展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能够获得较高的发展速度，，却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在不断拉大，主要表现在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地区收入差距拉大、行业收入差距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影响社会稳定、消费需求、产业结构调整等，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三、宏观调控政策绩效评价
鉴于目前面对极其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虽然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然而，就从目前我国出台的货币政策来看，仍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过去30年，我国广义货币M2的年均增长率为17.5%，远远超过10%的经济增长率。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后，使得2009年M2的余额达到60.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27.7%，比GDP高19个百分点，M2占GDP的比率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年初以来，中央银行已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两次降息，货币政策事实上已偏向适度宽松。
就财政政策而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通过减税和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的发展。从短期效果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刺激经济的增长有一定的效果，然而过于依赖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首先，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增大金融风险。其次，政府过度投资导致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由于国债投资大多为基础设施建设，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效益，使得投资难以回收，投资的边际效益已经开始递减。第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由于政府支出的增加私人的投资和消费支出，这对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
四、相关建议
促进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在笔者看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目前，我国经济效益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的扭曲，导致经济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因此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就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适度抑制大型基建投资的速度与规模
稳增长不可能靠低效率的重复投资，不可能靠低水平的产能扩张，因此应该适度抑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速度与规模，优化投资结构，从而实现经济的 稳增长。
(三)增加国民收入，扩大内需
当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贸出口表现受国际经济复苏缓慢拖累，国际国内投资放缓，消费成为拉动GDP增长的着力点。未来要更加立足于国内需求，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高国民收入，重视改善民生，这是我国经济平稳向好的内生性动力和根本立足点。
五、结论
过度依赖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的国家投资和短期的货币政策仅仅是经济稳增长的权宜之计，不是经济稳增长的根本途径，实现国民经济稳增长最根本是坚持可持续增长，扩大内需，强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