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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
《试论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思维观念。人的理性思维并非一次完成的，往往要经过一个从必然到自由的过程。只有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并在实践中认识升华，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探讨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农民问题和政治改革五个方面的问题，有助于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内含和外延的理解。
关键词：人与自然;市场经济;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8-0008-03
树立科学发展观是一个总的题目，其内含和外延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
一、科学地认识人与自然
人既属于大自然的一部分，又独立于自然界，由此就有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威廉配第说过一句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里所说的土地，应该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自然界。
自然界对人类并不吝啬，广施普渡给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可是，人类如果失去了科学发展观，就会变成贪婪的掠夺式摄取。无限度的开荒造田，煤矿的野蛮开采，森林的乱砍滥伐、废气、污水的随意排放，野生动物的灭绝性捕猎，已经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灾难。每一次资源掠夺，自然界都残酷地报复了我们。恩格斯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然后又感到吃惊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动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可惜，我们常常忘记了他的忠告。姜戎先生曾作为北京知青，自愿到内蒙古边境的额仑草原插队，长达11年，最后奉献给读者一本《狼图腾》，道出了惊人之笔。至于我们到底是龙的传人。还是狼的传人，这个问题暂可存而不论。但作品告诫我们：大规模的打狼运动和毁除草原造田，必然带来严重后果。狼虽然吃羊，但也捕杀旱獭、野兔和田鼠，而这些生物都破坏草场。这是一个生物链。如果不讲科学一味蛮干，就会造成植被破坏，出现大量流沙。姜戎写的虽然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却说出了深刻道理。不幸的是他人微言轻，并未引起重视，结果使愈演愈烈的沙尘暴直逼京津、辽沈、河北、山东等地。北京居民一觉醒来看到京都的景象，感叹地称谓：满地尽是黄金甲。遗憾的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不是黄金，而是黄土。
早在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已经饱受环境污染的苦痛。西方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环境危机，提出了经济增长的代价的概念。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许初有认识，但远没有达到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如果没有科学观念，就会后患无穷。
二、科学地完善市场经济
实现市场经济是我们时代的伟大主题。现在仔细观察透视，我们的市场经济的实现还有诸多的障碍性因素。我们虽已加入WTO，但在很多方面还未和国际接轨，计划经济的观念依然顽固。市场经济不是不要计划，但既然是市场经济，计划就必须适度，更确切地说，不应占主导地位。计划要站在高处，更广阔的空间应该留给市场。计划总是出自政府的计划，所以，计划还有一个别名，称作政府调节。不言而喻，计划一定是政府的权力和行为。
如果说私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是一个自然史的过程，那么。公有制实现的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就是一个社会史的过程，也可以说是改革和开放的过程。
按说，经过理性思维实现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应该更迅速有效，实际上并不那么简单。改革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的传统和偏见，往往比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更为顽固。仔细观察，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在很多领域仍处在计划经济观念的统治之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我国多年来盛行的审批制度，或简称审批经济。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
国家计委虽然几经易名，现在称作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这并非问题的本质。计划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计划度有多大，范围有多广。一般说来，国家计划只能顾及大的方面，是宏观调控的一种手段。诸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公共目标，国家重大项目。可是，我们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比如项目的审批，可行性研究的下达，企业的破产、转让和上市，都要经过审批。政府行为似乎超出了应管的界限。地方建设的项目，除涉及到自然资源垄断和国防工程之外，原则上应由地方自定。诸如市政建设、公共交通，用不着都到国家去排队审批。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审批经济还有一个上行下效的效应，也可以说是模仿效应。国家既然要审批，地方政府当然也要审批，结果是层层审批。一项工程要盖30多个图章的事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掣肘可见。审批是权力的产物，审批遇到障碍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
我们经常说在市场经济中要简化政府行为，要从指挥转向服务，要从主角变成配角，可实际上并非如此，在很多地方，政府行为还在强化。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走出权力经济的桎梏，权力转移的主要问题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到如今，在民营经济和企业改造方面已显见成效，但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审批经济，至今并无实质性转变。这是市场深化的最大阻力。
三、科学地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与此同时，我们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要素分配论，并提倡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经过若干年的实践，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多年的大锅饭体制的束缚，平均主义的压抑一经释放，就变成了一股改变分配格局的巨大物质力量，收入差别开始形成。收入差距拉开之后，最令人瞩目和令人担忧的是出现了贫富悬殊的两个群体。
1 暴富群体
所谓暴富群体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经过资本投入或引进外资通过合法渠道和苦心经营，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时机而致富的人;一种是通过权钱交易，炒批文、炒贷款、炒产权、炒地号，获取巨额财富，利用体制漏洞贪污受贿、走私贩私、侵害公产、买官卖官。前一种情况，原则上属于政策允许的要素分配之列，只能通过经济杠杆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办法去解决。至于后一种情况，则属反腐败的范围，只能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治理和惩治。
2 贫困阶层
与暴富群体相对应，出现了一个贫困阶层。这个阶层主要指企业改革中的冗员、隐性失业人员、下岗职工、退休人员、部分吃财政饭的工薪族，以及在城镇中流动的非城镇人口、无业游民，社会应管一时尚无人管的盲目流动人口。据初步统计，1994年全国城镇已有2000万人生活困难。城乡总和约有近9000万居民处于待救济的贫困状态。截止目前，大约有1.2亿，约占全国人口的10%。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
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并不是让一部分富裕让另一部分永远贫困，而是通过先富的人拉动经济增长，积累国民财富，使全社会富裕，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在收入差别相对存在的情况下，防止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就是邓小平所倡导的――以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市场经济的自发行为，一定会产生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这是从封建社会末期就已经呈现出的规律性现象。市场经济虽然伟大但并非万能，调节贫富差距，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必然要依赖政府调控。林毅夫教授曾经提出：中国的贫富差距不是因为富者太富，而是因为穷者太穷。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确立一个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线。最低生活保障线在国外称为贫困钱，意指居民收入达到这种贫困程度，社会有义务为其基本生活提供社会援助。生活保障线如何定位，现在尚无统一说法。定得太低，不利于社会安定，定得太高，又不切实际。从理论上说，应定在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之间。在现有物价水平和实际消费水平的情况下，应定在每月300～400元之间为宜。
四、科学地面对农民问题
早在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就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过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说，农民问题还是中国的严重问题。
从国民产值的比重上说，我们已不再是一个农业国，但就人口和就业结构上说，我们依然是一个农业国。中国的人口现在大约有13亿，农民就占有9～10亿，占总人口的70%以上。在发达国家农业人口只占不足10%。由于农村人口甚多，中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只有0.42公顷，美国为195.2公顷，西欧为18～65公顷，日本为1.4公顷，韩国为1.2公顷。这里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依然很大，是不发达的发展;第二，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和富裕程度，和城市尚有很大差距，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瓶颈。
中国要实现小康社会，其基本标志是人均收入为800～1000美元。这个目标可以说在城市早就实现了。现在重要的问题是农村，如果占70%以上的农民收入上不去，这个目标就难以实现。
据调查，1995年的计算结果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530元，共有6500万人处于这条线之下。到1997年底，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为5000万人。这部分人尚不能解决或不能稳定地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的低收入标准，是一个以农业劳动力为参照系的概念，标准高于贫困线。1995年，农业劳动力人均收入约为3100元，有的学者认为1240元为低收入线，并据此估计大约有1亿农村劳动者，处在这个标准之下。目前的情况也许有所改变，但基本仍在低收入陷阱中徘徊。
一五、二五时期，我们曾响亮地提出过农业机械化的口号，改革开放年代，我们又把农业现代化列为四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之后又相继提出科技兴农、绿色农业的目标，可惜，至今收效甚微。农业机械化最成功的例证应属我们曾经兴办的一批国营农场，崔嵬主演的《老兵新传》至今还留在历史的记忆中，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国营农场固然有经营体制的问题，但大农业集约化管理的含义并没有什么错误。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解体和联产承包：大农业的问题也随之消失，这是农业经营体制转换中不应该出现的副产品。包产到户、联产承包每户平均只占0.42公顷的土地，在江南只有0.2公顷，拖拉机一开就到了地头，这如何实现农业集约化，如何实现机械化，从而又如何实现现代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
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个温州模式，乡镇企业发展曾经出现了一个苏南模式，但对农村经济发展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安徽模式。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创造性思维在中国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都立下了汗马功劳，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但是，我们必须学会辩证思维，任何一个好的模式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温州模式确实使温州发迹了，但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只好到各地去买企业。苏南模式使乡镇富了一阵，但如果总是停留在几口大锅、几把铁锹的水平上，又何以谋求更高的目标安徽模式曾经敲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晨钟，但现在安徽仍属不发达地区，依然很穷。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充其量只是一种过渡形式，如何适时改变，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任务。
农业经营模式究竟路在何方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必须走大农业的道路，只有大农业，才能实现集约化、机械化、现代化。小农经济，只能造就小农意识。只有大农业，才能造就现代观念，才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五、科学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率先发起的，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自然和逻辑的推进，必然引伸出政治体制改革。改革只有配套，才能产生奇效。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曾告诫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改革一直走的是一条单行道，政治体制改革至今未能走向前台。从历史发展的线索上看，政治改革是由经济改革引发出来的，完全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属于政治学的范畴，但从和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意义上说，则属于经济学的范畴。这里从后一种意义上研究政治改革。与政治相关的经济体制，目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审批经济
审批来自权力。所以，审批经济也就是权力经济。审批既然表现为权力，在遇到障碍时往往就要用钱铺垫，产生权钱交易，打通关节，疏通关系，这自然就构成腐败的一个根源。反腐败不能只是打击腐败分子，更重要的是杜绝腐败的根源，既治标又治本。批地号、批指标、批项目，完全可以通过竞标会和采购中心去解决，这既有公平，又有效率。须知，审批越少。越能促进市场深化。废止审批经济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不愿意放弃本来不应属于政府的权力，权力转移又有赖于政治体制改革。
2 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是格留达在《比较经济制度》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后来又被艾登堡在《经济体制》一书中做了发挥。指令经济的突出表现是下达经济指标。在计划经济年代这种经济指标带有强制性，爱你没商量，无论是城市企业，还是农村农户都必须按指标完成任务。现在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但计划观念依然顽固。即使是指导性计划，对于那些政府任命的董事长、总经理，依然是一种强约束。指令经济的另一表现是政府立项。政府立项不是完全不要，但只能是那些政府投资的项目。现在的问题在于政府立项就象冬天刮的西北风一样，到处都是。甚至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都要排队等待立项批复。现在这种立项制度已经造成了引资障碍，外资机构也学会了看政府批复。市场经济的规则应是企业自行立项，专家审定，这会减少很多麻烦。
3 独占经济
独占就是垄断，但垄断还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独占，因为它还可以有一二个竞争者，独占则是彻底的独家经营。
在计划经济年代，很多领域都表现为国家垄断。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有所改变。但仔细考察，我国经济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垄断。这些领域包括：邮电通讯;金融体系;新闻出版;事业单位。
严格的经济分析表明，国家垄断即使赚钱用之于民，仍会降低社会经济效益。因这将政府企业以低效率赚的钱用之于民，还不如取消垄断，发挥竞争使百姓得到好处来得大。美国航空提供了明显的例证：原来由国家独占的航空，二战以后出现了人民快运航空公司，改变了服务方式，降低了服务费用，票价几乎降低了一半，满座率大大上升，结果使国有航空公司也不得不改变运营方式。我国也有类似情况，电讯业就因多了一家联通，服务面貌就已大大改观。日本的国铁民营化改造，也为世人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例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行为的转变，政府要放弃那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的权力，则要求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政治改革来得越迅捷、越有效，社会也就越发展、越进步。
篇二
《科学发展观》
[摘要]科学发展观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坚持并发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最新理论成果。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理论;创新
[作者简介]李红卫，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法学硕士，湖北黄冈438000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5-0004-03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始终面临着发展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向人们昭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在于发展，不发展只能是死路一条。而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导致什么样的发展结果。新中国建立以来，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创新和发展着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科学发展观，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
19世纪中叶，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在抨击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畸形发展并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系统地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作了全面的研究，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动因、阶段、手段和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它探讨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一般规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突出了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发展既是物质、经济、生产力起决定作用的结果，也是政治、文化、思想、精神等方面因素起反作用的结果。一句话，社会发展是社会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问题和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从片面发展到全面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并把人的全面发展确立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价值，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巩固、完善和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正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围绕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
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毛泽东同志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他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着眼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因素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实践原则。党的八大正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代替敌我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就为我们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实践证明，这些重大的判断和理论观点是正确的，对于指导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在此后一个很长的时期，我们党坚持用革命的斗争的方法促社会发展的路线，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脱离国家实际，导致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停顿、滞后甚至倒退，生产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党和国家处于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
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义无反顾地超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传统发展模式，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引导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
第一，发展才是硬道理，用发展统领一切。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时代的特点和脉搏，认为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之一，发展更为重要，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把发展放在首位，用发展来统领一切，中国人民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能复兴，才能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而不坚持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二，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民。深情地爱着祖国和人民的邓小平同志，其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人民谋利益。所以他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早就将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定义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发展的结果如何，关键是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社会主义本质也是以最终达到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为目标。这些闪光的思想超越了早期发展观的片面性和肤浅性，使我国的发展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
第三，发展观应该是全面协调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制定的社会发展战略是富强、民主、文明三位一体、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这突出体现在他所提出的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辩证统一观点中。如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一面抓经济建设，一面抓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一面抓计划生育，一面抓人口素质的提高等等。可见，邓小平的发展观是经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第四，在全面发展的目标下，突出非均衡发展。均衡发展、同步富裕，其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邓小平主张中国的发展应是跳跃式、非均衡发展。从全局来看，在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整体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区域推进方式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先富带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当然这种非均衡发展是有前提条件的，要以富强、民主、文明为总体发展目标，以共同富裕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终极价值目标。因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共同富裕的根本原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遵循的根本价值取向。
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江泽民同志在世纪之交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运用发展了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途径和发展的最终归宿等问题上进行了新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党的社会发展理论。
第一，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同志带领我们党和人民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从党的宗旨、任务和执政规律出发，明确提出了加快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要务，突出强调了发展的功能和地位，使我们党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理论在邓小平同志发展理论的基础上扩充了新的内涵。
第二，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江泽民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超越，不仅体现在创造更发达的生产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上，还体现在创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上。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本质的规定，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长远目标和最高价值追求。
第三，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可贵，积极参与一系列国际会议和协定的签署，将可持续发展列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之一。可持续发展观主要包括：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人口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科技创新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关系上，实现资源的合理使用和人类的长久健康发展。
第四，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传统工业化模式虽然使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却是以自然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我国是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环境承载能力比较薄弱的国家，现实迫使我们必须转换发展思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工业化和信息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传统工业化的内涵。
五、以胡锦涛同志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社会发展理论
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和吸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在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创造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和重大创新。
第一，全面发展。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必须以经济为基础，唯发展经济为大。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面而又统一的整体来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从而克服了以往的发展观只注重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与人全面发展的片面性。
第二，协调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以五个统筹为标志的协调发展观，这就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相互促进的互动机制;统筹区域发展，加大西部开发力度，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形成东中西互动互补、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做到经济、社会同步和均衡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力争外援，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
第三，可持续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积极扬弃，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不应破坏资源、污染环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为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着想。
第四，以人为本的发展。这是我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新认识和新观点，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人是指人民群众，本是指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对此作了深刻论述：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总之，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围绕着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形成了丰富的关于发展的思想，对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方略，体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践的科学理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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