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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谈谈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
【摘 要】 对于什么是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认为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不应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不是西方经济学，而是立足本国国情，吸收和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成果，由中国经济学家理论创新所得的、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中国经济理论。在实际教学中，可以以西方经济学为主，以方便学生以后的理论创新。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第二，但经济理论的发展仍然滞后，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点就是对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的认识不清。究竟什么是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说法很多，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经济学必须与国际接轨，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应当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应当承认，产生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文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立和发展，无疑起到了有益的重要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当时的中国经济学家往往是在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解释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仅仅充当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宣传者。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出现了像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做出了建设性的工作，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日渐衰微，在高校的经济学的教学中，两种理论并举，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弱势地位，西方经济学处于强势地位。本文探讨的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问题，是为了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教学提供参考，更好的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理论界对主流经济学的认识还有争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资本论》为经典的政治经济学，传入我国后，被作为指导计划经济的理论，虽有发展，但终究没有形成学派。西方经济学则是指流行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政策主张，可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众多流派。这两种经济理论都无法直接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经过去粗取精，成为自己的理论，方可被用于指导我国经济建设，这也应当是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前，我国高等学校和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西方经济学没有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大量涌入，打破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两种经济学并重的局面。
从一统天下到两家并重，对我国经济学教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绝不是退步;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的，并且就其主流来说，已经对实践发挥了良好的作用[2]。
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而科学性和实用性都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不是谁人可以抬高或压低的。客观判断西方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应当少一些主义之争，多一些务实的态度。
中国应当探索和建设自己的经济学，吸收古今中外经济学优秀成果，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发展之路。在这方面中国经济学家在不断努力，而且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中国经济学虽然距离成熟的经济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可以肯定的说，中国经济学要取得的进展，必须弄清楚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问题。立足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的发展需要，借鉴外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解决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问题。如果不这样看问题，而是一味坚持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一切以前人的论断为依归，势必不能客观地看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学研究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或正在确立的一系列原理，甚至还会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怀疑和抵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着重点在计划经济,我们正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分配制度，显然都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得到答案。马克思逝世已经一百多年了，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怎么搞，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书本上找不到答案。
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因为社会制度不同，基本国情不同，并且实践证明，西方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的很多预测都是错误的，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它的历史科学价值，这种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作为古典经济学，深刻揭露和尖锐的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危机，在建国初也确实发挥了发展经济的作用。
西方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有它的理论体系，在一系列经济问题上有其参考价值，特别是对市场机制的分析，经济运行方式的研究，经济管理方法的研究，以及数学的应用等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应是中国经济学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吸取国内外经济理论的精华，有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经济理论。认清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的教育有重要作用。由于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为了有益于学生的发展，教学时应当偏重于西方经济学，但不能奉西方经济学为圭臬，应以此为基础，研究出属于自己的东西，为国家的繁荣与富强做贡献。
参考文献：
[1] 李跃 《中国经济时报》 2005-03-01.
[2] 晏智杰.关于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问题.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5-12.
篇2浅析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新逻辑
【摘 要】 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过去经济增长时代结束、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开启的新常态，这是中央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判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原因是供需错配，供给侧改革包含产业层面的供给、要素层面的供给和制度层面的供给三个层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是一种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供给理论的新思维、新逻辑。独具中国特色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通过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坚持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关键词】 供给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常态 新思维 新逻辑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的讲话显示出中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思维，而这种变化并不是毫无征兆。在这之前，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强调需求侧管理，即通过刺激需求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这种方式似乎在目前已经遇到了瓶颈，最高决策层适时推出供给侧改革。2016年5月1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中共中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讲话中，分别就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发表重要论述。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提出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政策逻辑一脉相承，意味着我国将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到实处。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然而，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是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新逻辑、新思维，与西方供给理论有着显著的不同。
一、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本质
所谓供给侧改革，不同于以往那种从需求侧刺激经济的增长方式，它的强调制度供给，构建经济发展的新思维、新体制，以期通过供给端发力，破除经济增长的困境。即强调在供给侧实施结构优化、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具体来说，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坚持创新驱动，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就企业而言，就是要求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发展能力，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将企业发展方向锁定在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经济目前难以通过需求端的刺激实现有效增长，必须实现经济结构由不平衡向较为平衡状态的转变，这也是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激发生产活力、打造经济升级版的过程，这在客观上尤其需要发挥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作用，即力求在短板上增加有效供给。
(一)从新常态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国经济增长目前正处于从全速经济增长向供给失衡、供需错配的经济增长过渡阶段。这个过渡的准确时间尚需进一步的观察和分析，但是根据现有的经济数据可以判断出，中国经济从2008年次贷危机前后已经在逐步发生变化。从2012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出现下降趋势，2009-2011年之间出现的高速增长是当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结果。当下中国正处在过去的高速增长模式结束、新的增长模式开启的转型时期，经济改革与发展模式正在发生本质的变化，这个时期出现的一些新的经济发展特征，被称为新常态。
2015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重大理论创新总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过往实践，也吸取了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是为解决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困境而提出来的，具有明显地中国特色。因此，要明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本质，必须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个大逻辑出发，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实践经验。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新时期经济发展出现新特征的基本判断。正是有了对中国经济在新形势下的正确判断，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因此，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要对经济新常态有清晰地认识。
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转型必须遵循的大逻辑。经济新常态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但是，但认识和理解新常态的时候不能仅仅依赖于这一个指标或表象，还需要根据一些趋势性的、深层次经济指标的变化进行判断。当前，世界经济呈现出复苏疲弱、需求萎靡的特征。国内经济也出现本质上的变化，消费结构升级加快，社会需求日趋多样化、复杂化和个性化。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多样化的需求，产能过剩、生产成本过高、有效供给不足等都是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过去，由于我国的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低，只能依靠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现在，全球性的价值链重构速度加快，传统产业向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我国在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已发生明显地变化。这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正在逐步提升，也表明我国经济正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创新型转变。
进入发展新常态的中国经济，总体上是稳定的、向好的。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努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逐步增强，对外投资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地位不断上升，等等。这些都表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表明我国经济形态正在向更高级、结构更合理、分工更复杂的阶段演化。但是，我国经济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但主要是结构性问题，例如产能过剩、生产成本高、有效供给不足等等。目前这些结构性问题主要在供给侧，并且很多事体制性的，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新常态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必须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既是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也是适应国际经济新形势的主动选择。
进入新常态是中央对我国经济现状的准确把握与科学判断，是我们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前提和宏观背景。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想搞好供给侧改革，必须摒弃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思维和政策，采用新思维、新逻辑。必须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弥补创新短板;积极推进财税改革，建立创新的激励机制;加快推进产权保护法治化;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拓展发展的视野，开拓国内和国际发展的新空间等等。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效能性和因应性，实现由目前的供需错配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使我国经济在合规律的演化中行稳致远。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原因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从需求侧看，消费、投资、出口这三驾马车已经失灵，难以对经济起到应有的刺激作用。内需方面，2011年，我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人口抚养比减低回升，工业化步入后期，创新驱动不足，投资增速持续下行，需求刺激效果甚微;而在消费领域，则呈现出明显地供需错配，国内高质量产品供给不足导致居民区海外疯狂购物，跨境游持续增长。出口方面，自2010年以来，全球出口见顶回落，中国也较难独善其身。这都表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的需求，而在于中长期的供给。
供给侧改革不只是去库存，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新兴产业，提供适销对路产品。究竟何谓供给侧改革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在短期内决定了经济的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这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决定了经济在中长期的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资源和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在需求侧对经济采取的刺激手段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实际上，需求不足仅是表象，供需错配才是实质，因而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究竟改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交易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制度性交易成本。这有利于激发企业活力，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和要素的优化配置，从而提高供给的质量与效率。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迫切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二是建立完善的过剩产能淘汰机制，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三是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加强产权保护，营造一个充满激情、勇于创新的激励机制和企业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淘汰落后产能，从供给侧实行减量，着重进行结构性改革，使供给侧与需求侧相适应，共同推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供给侧改革要改什么、怎么改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以及重要财经部门负责人的解读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加、减、乘、除。加，就是发展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增加有效供给;减，就是淘汰落后产能，清理僵尸企业，解决中低端产品过剩;乘，就是鼓励创新，发挥创新的乘数效应，实现创新驱动;除，包括减税、放松管制、破除垄断，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也包括去除财政和金融领域积累的风险等。
供给侧改革其实包含了产业、要素和制度三个层面的供给。对应的三个关键词分别是转型、创新、改革。转型是目标，创新是手段，改革是保障。这也正是中央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表述的用意所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只关注供给侧而忽视了结构性改革，事实上，供给侧只是改革切入的方向，改革才是核心命题，结构性则是对改革方式的要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这项工作，提到了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位置。同时，围绕这一工作，提出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六个必须，即：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必须加强产权保护，这些六个必须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法论上的方向。
总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仍不外乎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改革成败，一定要切实抓好。提高供给侧的质量和效率，增加有效供给，需要政府通过减税、简政放权等措施来使市场规则公平透明;需要让市场在资源和要素的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增强企业创造力、让企业在竞争环境中实现优胜劣汰。当然，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要削弱政府宏观调控职能，完全由市场调节经济结构。如果单靠市场调节来完成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必然会加剧经济失衡，出现极其严重的企业大面积倒闭潮，导致经济发生断崖式衰退，出现大量失业人口，甚至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因此，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核心的含义。
二、供给侧改革是不同于西方供给理论的新思维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成了目前中国经济改革最热门的关键词。这是立足于中国实际，在经济需求疲软程度超过经济波动的正常范围的背景下，寻求不固守传统的需求管理模式，从供给侧寻找中国发展新的动力源。自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之后，一些学者迅速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寻求中国改革的端倪，这种诉求初衷可能是好的，但西方的实际情况与中国却相差甚远，绝不能简单照搬。
(一)供给侧改革的经济学理论来源
西方供给学派的核心逻辑就是自由市场主义，这不适合我国的国情。要探究供给侧的这个问题，首先要理清供给管理的来龙去脉及本质内涵。供给管理最著名的思潮来自于19世纪初古典经济学中的萨伊定律，特别是他所提出的萨伊定理，即一种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会立即提供一个刚好等于该产品全部价值的对于其他产品的市场，商品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总是相等，市场一般不会出现生产过剩问题。这就是他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理论，该理论以自由放任和不干预为其主要特征，强调市场的绝对主体地位，是古典经济学关于供需关系的最为重要的表述，也是20世纪初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经济政策。
然而，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爆发的波及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该理论受到了严重质疑。萨伊定理所强调的市场自动出清已经难以有效适应当时的经济形势，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逐渐地被凯恩斯主义所取代。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特征，强调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要对市场进行干预与调控。在凯恩斯主义的实践上，1933年开始的罗斯福新政最为典型，通过一系列的刺激需求的措施，有效的刺激了美国经济的复苏，使美国走出了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严重的滞胀现象，凯恩斯主义在应对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时失灵，人们对凯恩斯主义产生了质疑，并把经济的滞胀归因于此。至此，凯恩斯主义不再得到人们的青睐，以蒙代尔和拉弗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供给学派(supply-sides economic)的观点重新得到重视，并成为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其中，里根经济政策的四大支柱为：减少政府开销的增长、降低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控制货币供应量，减少通货膨胀。这些促进经济成长政策通常与供给面学派有关。总体而言，里根经济学的政策主张在美国取得了成功。但是，美国的财政赤字却在里根时代持续恶化，并一直延续到1990年代中期。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状况也有所恶化。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尽管我国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有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例如在政策目标上的激发经济活力、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里根经济学还是有着明显地不同。美国推出供给侧改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当时在经历两次石油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泥潭，至1980年时里根上台前，经济增长率沦为-0.27%，通胀率则高达13%，失业率超过了7%。在此背景下，里根才不得不放弃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思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治理逻辑，推出了供给侧改革。而我国推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或背景与里根时代有着显著不同，首先，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增长停滞的状态，仍然保持着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而且我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并不是特别大，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是供需错配和结构性的产能过剩。
此外，从发展阶段上来看，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的经济状况与里根时代也明显不同，我国的城镇化率在2014年为54.41%，服务业增加值在GDP的比重为48.2%，就业比重为40.6%，收入水平仍旧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相比之下，在1980年，美国的城镇化率高达73.74%，服务业就业比重为65.70%，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3.57%，这些指标都是发达经济体的典型标志。以上的这两点差别，决定了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照搬里根时代的经济政策，同样，对于其他的经济政策也只能是吸取和借鉴对我国有用的部分。
(二)独具中国特色的供给侧改革
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总有些人习惯于从西方经济理论中寻找依据，部分学者甚至信守无西不经(不是西方模式，就不是市场经济;不是西方的经济理论，就不是经济理论或不是可用理论)的崇西教条。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后，一些人马上提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于西方的供给学派。对此，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
我国的供给侧改革理论是一种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供给理论的新思维、新逻辑。在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多次强调，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结合国情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分析当前的形势和问题;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着眼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和政府各自应有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初次分配的机制;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为目标，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改革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科学发展。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足于我国改革发展的成功实践，更加注重研究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而揭示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正如列宁所说，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事实，而不是教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在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这个宏观背景下提出的。面对着国民经济逐渐增大的下行压力和日益凸显的结构性矛盾，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要根据最新的经济事实作出适时、适度的相应调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上就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调整和完善，就是要通过对生产方式中的物质技术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进行双重维度的整合优化，从而更好地理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的交互关系，以便在不断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过程中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
如果不能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之间的理论分野，不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来把握这一概念，我们将极有可能再次落入西方经济学精心设计的话语陷阱，并进而诱发诸多颠覆性错误在我国的出现。因此，认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重大区别在当下就显得尤为紧要，这不仅是学理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对于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我们要秉持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心态，决不能照搬西方的经济理论，而只能是对其有益成分进行借鉴。以供给学派的主张为例，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社会供给能力越强，需求就越大，在市场经济中供求可以自动达到均衡;因此，主张自由充分竞争，反对政府过多干预，主张减税刺激投资，反对过多社会福利支出，主张保持货币稳定，反对通货膨胀，等等。客观地讲，其中有些观点和主张，对于解决中国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的一些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的。但是，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无视资本主义遭遇的几次大的经济危机的实际教训，迷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痴迷于供给、结构分析，重视供给管理，忽略需求、总量分析，无视需求管理;只注意分析各类经济现象，不深入分析产生经济现象的制度因素。这些缺陷，是我们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应该注意克服的。
总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结合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我们所谓的新供给经济学，就是通过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但是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西方的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必须是在稳定和适度扩大需求的前提下，来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需求的管理也是必要的，是稳定经济必要的分析方法，也是调控目标。既要实现经济的持续高效增长，也要稳定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我认为，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或者说中国新供给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部分，而不是完全西方经济学的框架。
【参考文献】
[1] 《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强调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理论导报》，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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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张银平：《供给侧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战略性部署》，《北方经济》，2015年第12期。
[4] 文建东、宋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5] 于春晖：《从大逻辑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导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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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烁、若英：《新常态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红旗文稿》，2014年第19期。
[8] 于春晖：《从大逻辑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导报》，2016年第2期。
[9] 人口抚养比也称人口负担系数，是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10] 《聚焦供给侧改革》，《财经界》，2015年第12期。
[11] 车海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中国发展观察》，2015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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