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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贪污犯罪的原因,特点与预防
前言
受贿犯罪是二十一世纪一大公害，是对社会秩序的蔑视和破坏，它的危害已不局限于对法律规范的违背，更迷乱了公共意识，败坏了社会风气，侵袭了良俗公理，葬送了公职人员，如任其滋生蔓延会导致对政权的侵蚀和破坏，因此有效预防受贿犯罪的意义极其重大。受贿犯罪是贪利性犯罪。就我国而言，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念经受不起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行为的冲击，新旧体制的交替使得规范体系不够严密，受贿犯罪也日益蔓延。
一、我国当前贪污犯罪的主要特点
(一)案发率上升，并且还将呈波浪式上升
近几年，惩治贪污犯罪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贪污犯罪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涉及范围广，影响面大，发案率持续，大幅度地向上攀升。由于当今贪污犯罪诱发力非常大，当犯罪诱发力高于犯罪的控制力时，犯罪就会呈显上升趋势，加上国家对其的制止力还不够，因此这类犯罪将还会成波浪形上升。
(二)犯罪主体种类多样，涉及范围越来越广
贪污犯罪从单一犯罪发展到内外勾结、上下串通、群体犯罪，窝案串案增多。并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转，贪污犯罪逐步向权力容易商品化的热点领域、重点岗位辐射，并蔓延到党政领导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可以说，贪污犯罪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多个领域。
(三)犯罪手段多、技术性高，而且隐蔽性强
很多犯罪人钻法律的空子，走政策边缘，制造模糊行为，企图使犯罪手段从非法型向合法型转变。比如行政部门办商业或生产企业利用政府垄断地位，以权经商，以权承包或以权入股。有的人则利用体制转轨过程中半统制半市场的状况，从两种体制并存所造成的商品价差、资金利差、外汇汇差等方面大捞好处。随着司法机关打击贪污犯罪力度的不断增强和办案中科技含量的增大，贪污犯罪将日趋隐蔽、狡猾和智能化。作为贪污犯罪主体的国家工作人员，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和智能水平，并且利用自身的特长进行犯罪活动，其隐蔽性要远远超过其他刑事犯罪。
(四)案件涉及部门和案件涉及人数大幅度增加可以说，凡是有公共权力行使的地方和有国家公职人员存在的地方，都已受到贪污犯罪的侵扰。以前一向在粮食、商业、供销、金融等系统中比较严重的贪污犯罪，现阶段呈现一种由经济部门向党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蔓延的趋势，尤其是一些拥有实权的部门如公安、工商、海关、税务等部门的贪污犯罪现象日趋严重。
(五)高级别、高学历的贪污分子越来越多
如今很多贪污犯罪中，厅局级、省部级领导干部发案率明显增高，且大部分都是手握重权的高干。贪污犯罪分子的学历也越来越高，他们中很多人精通法律和经济管理，并非不懂法而失足。
(六)犯罪心理带有极大的冒险性、贪利性和疯狂性贪污不择手段，肆意掠夺，贪利成性。犯罪分子不像过去那种受贿时半推半就，贪污时提心吊胆的常态，而变为现在能拿则拿，能要就要，能捞就捞，甚至公开索要，其程度令人惊讶。其次是顶风作案，肆无忌惮。近年来，司法机关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查处了一大批贪污案件，应当说这对犯罪分子是一个极大的震撼，但是仍有少数犯罪分子置若罔闻，怀有侥幸心理，顶风作案，频繁作案，最后是胆大妄为，铤而走险。
(七)贪污金额越来越大，集体犯罪案件增多
随着经济的发展、私欲的膨胀、道德的沦丧，犯罪分子在实施贪污时，其涉案财物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如今的贪污犯罪不单表现在高官在内的个别公职人员身上，还突出地表现在公职人员队伍集体犯罪方面，形成所谓的窝案、串案.
(八)贪污犯罪受家庭的影响逐渐显著
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贪污犯罪时，很多家人知道其行为是违法的，但不仅不对其贪污行为进行劝阻，反而支持帮助，合谋进行违法行为。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并没有贪污犯罪动机的情况下，其家庭人员竟对其进行劝说，鼓励其利用现在职务的便利大捞一把,从而使本人渐渐地陷入贪污犯罪的行列之中。
二、贪污犯罪高发的原因剖析
从上面我国受贿犯罪的特点可以看出，我国受贿犯罪案发案率高。在国家多次打击的同时，为何还有漫延之势对此，必须找出原因以寻求合适的法律对策。
(一)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
我国已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种改革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许多党政一把手搞一言堂，独断专行，官僚主义和家长制作风严重，管了一些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滥用职权、好摆门面、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一些地方出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政商勾结、官媒勾结、警匪勾结,蚕食鲸吞着中央权威，许多地方还出现了政令不通，阳奉阴违的现象;一些基层执法部门管理混乱，有章不循，行政执法人员之间缺乏相互制约;在监督上，存在无权的监督有权的，权小的监督权大的，下级监督上级的尴尬体制;此外，大量的党政一把手和组织部长卖官现象比较突出。
1.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导致权力过分集中。
权力犹如一柄双刃剑，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是基于人类共同生活的需要而产生的，其存在之使命是整合资源，协调社会各方主体的利益需要，因此，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属性;另一方面，权力本身已潜藏着一定的腐蚀属性，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权力的腐败，滋生职务犯罪。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郑重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展，容易造成专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新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人负担过重，必须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等。
我国30多年的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体制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搞的是精简机构，体制内的民主并没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在很多情况下停留在口号上，流于形式上，并没有转化为一种体制，形成一种制度。民主不转化为制度，是无法形成对权力的持久、稳定的制约，没有对权力的制度性制约，权力终究要失控。当现有的政治体制不能反映、表达、保障人们的正当利益时，人们就会寻求体制外的救济，于是产生寻租,由此滋生大量行贿需求，导致腐败。近几年查处的大量党政一把手受贿案，就反映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导致权力过分集中在党政一把手,从而为权力寻租提供了空间。
2.人事法律制度欠科学，缺乏透明度。
人事法律制度是国家对公职人员录用、培训、奖励、回避、处分、申拆控告、考核等方面规范公职员行为的法律制度。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曾指出;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正因为以国家名义行使公共权力的不是天使，而是人，而且是具体的单个人，他们有着种种人性和人格弱点，所以完备的人事法律制度是保证人事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选拔公职人员的前提。人事法律制度能明确公职人员的权力和义务，并建立健全保证其义务和权力落实的措施，促使其正确行使权力切实履行职责，防止跑官买官，以及利用职权索贿发生，从源头上预防了犯罪发生。但我国现行人事制度存在欠科学性和缺乏透明的局限。
现行的人事法律制度大部分是以党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层次较低，属于内部规章，其欠科学性主要表现在管理权限过分集中，管人与管事脱节;管理方式陈旧单一，阻碍人才成中，用人上缺乏法治，致使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用人不正风盛行，带病提拔，买官卖官事件不断发生，尤其是党内的一把手在共产党内根本没有人监督，只有他的上级才能看着他，然后同级没有任何人监督，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国内学者有人在公开的学术理论会上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谁来监督党的一把手问题。
(二)公民的举报制度不健全
最理想的反腐状态应该是全民参与反腐，因为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可能做到全方位、全天候的监督，都不可能做到一个不漏的查处。但在人民的无数双眼睛注视下，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难蒙混过关。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坐下来骂娘，站起来斥腐败，但很少去举报。而在香港市民中，六成五受访者乐意举报贪污，七成更表示举报时愿意透露身份.产生这差距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举报制度不健全，对举报人的保护几乎为零，而香港有一套完善的举报制度。
例如：肖启伟，四川达州市开江县医院外科医生，2004年底以实名举报揭开了当地医药机构部分领导和医务人员收受商业贿赂的盖子。然而，57岁的他都不得不提前办了退休手续，独自到北方一家民营医院打工。肖启伟事件不是个别，因举报而受到威胁、被打压的，不在少数。
三、贪污犯罪的预防
日益增长的贪污犯罪现象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关注和强烈不满，这关系到执政党或政权的性质、地位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方向这一类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么，怎样来预防贪污犯罪呢笔者对此有以下观点：
(一)注重道德教育和体制的健全
古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许多贪污分子走上贪污犯罪之路，除了体制上的原因外，与个人道德修养有着紧密的联系。道德教育就是通过加强对人们的思想教育，提高其抵制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这种教育应当包括思想道德教育、法律法规教育、党风行风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通过教育，使为官者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同时也使非公职人员的其他人对贪污犯罪产生抵制观念，从而起到对其进行劝说、监督的作用。但实践中，预防职务犯罪仅靠道德教育是远远不够的，道德教育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效，而高薪养廉制度在我国尚不具备实行的条件。所以，要在加大对公职人员道德教育力度的同时推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堵住滋生贪污的漏洞，使贪污分子无处可贪。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滥用权力的机会也就随之减少。
(二)惩戒于后，严查重处
这是一种事后纠查的反贪污方法，是在目前新旧体制转换、法律制度尚不完善、管理漏洞仍然存在的状态下采取的一种必要方法。要把惩处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大查处案件的力度。在这一点上，应该走群众举报和专门机关依法查处相结合的路子。
(三)建立权威高效的反贪污专门机构，强化工作职责首先应赋予反贪部门以完整的侦查权或特别侦查权，比如拘留权、秘密侦查权和特殊情况下的紧急拘留权、通缉权等。以保障对贪污犯罪这一严重贪污行为的及时查处。其次是尽快实现侦查手段和技术装备现代化，迅速改变技术装备改变落后状况。最后是通过各种渠道培养一批具有较强专业侦查技能的反贪侦查人员。反贪侦查人员不仅要会调查、勘查、取证、驾驶、电脑等，而且要学会运用各种公开的、秘密的侦查手段，还要善于制定各种侦查计划和方案，把握好各阶段的时机，有效地采取各种果断措施，从而使有效地揭露和查处各种贪污行为有利进行。
(四)深化改革，限制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
在深化改革方面，目前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把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和服务职能区分开来，培育和健全市场的竞争机制。贪污蔓延的一个重要根源是政企不分、权钱交易。反对贪污犯罪的关键就是要割断权与钱的联系，使企业法人真正对资产的保值增值。为此，必须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和干预的环节。即便是政府要对某些经济活动实施必不可少的行政干预也应该坚持公开、平等、随机的原则，通过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建立高度民主、公开的社会监督制度，通过深化改革，实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增加政务、企务的公开性和透明度，让社会了解并监督政务、企务活动，从而将贪污犯罪现象降至最低点。
(五)完善举报制度
在我国，特别是现行宪法颁布实行二十多年以来，公民之所以觉得国家宪法与其关系不大，而是由于宪法仅规定了公民应当享有的权利，但是并没有规定实现这些公民权利的程序，以及保障这些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程序权利。我们国家传统立法和执法重实体法、轻程序法。一位美国人说过：对实体正义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破坏着法律的普遍性。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一味地强调实体正义而忽略或轻视程序的价值，很有可能会侵蚀法律的大众化程度。近年来，各地因举报引起的报复案件频频出现，谁来保护中国的深喉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事实上，对举报人权利，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为了保障宪法赋予公民的举报权利行使，结合上一章分析我国举报制度不全的情况，建议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举报制度：
1.创新举报方式，从源头上保护举报人。诸如密码举报等受到实践认可的制度创新形式，以技术上加大举报安全系数。所谓密码举报是指举报人在信函举报、电话举报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举报时，可以自己设密码，通过密码与举报受理人联系，密码举报受理人对密码严格控制，以绝密等级妥善保管。
2.尽快修改现行《刑法》第254条规定，避免报复陷害罪主体过窄，过于原则，操作性差，不利于保护举报人;修改《刑事诉讼法》第84条一款规定，扩大证人保护内容和范围，明确证人保护机关，维护举报人的合法权利。
3.借鉴国外保护证人的经验，完善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建立起系统的保护证人计划.负责证人项目的机构有四个：联邦马歇尔办公室负责证人的安全、健康;司法部执行局负责证人进入项目的确认;联邦监狱局负责证人的监管;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对进入项目的具体案件作最后审批和确认。各个部门相互协作，密切配合，采用整容、改变住址甚至移民等多种手段，来确保证人的安全。
结论
本文结合我国实践，分析了当前我国受贿犯罪的主要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认为我国必须深化改革，完善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形成权力制衡格局，完善人事制度改革等措施，尽快制定《财产申报法》、《举报人保护法》等预防受贿的法律，借鉴国外反腐成功经验，建立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反腐机构，尽快制定《新闻法》，依法管理新闻媒介，发挥新闻媒介在反腐斗争中两大职能即警犬职能和鼓手作用，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篇2试谈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引言
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一直是一个不为人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立法和理论研究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随着计算机的普及，我国信息化的步伐逐步加快，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日益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调查发现，社会上出现了大量兜售房主信息、股民信息、车主信息、患者信息的现象，并形成了一个新的产业。公民个人信息频繁遭受侵犯，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留下隐患。国家以先刑后民的方式介入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反映了国家打击此类犯罪、保护人民的坚定决心。
为了刑法修正案(七)第七条能够准确、顺利实施，保证立法目的的实现，有必要对第七条规定的内容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刑法的准确、顺利实施离不开相关民事制度的支持，而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因此，逐步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保护制度，以期实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概念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
由于刑法修正案(七)未对公民个人信息定义，导致司法实践中对是否侵犯公民个人信息难以认定。笔者认为，所谓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包括姓名、职业、职务、年龄、婚姻状况、学历、专业资格、工作经历、家庭住址、电话号码、信用卡号码、指纹、网上登录账号和密码，以及个人私生活等单独或结合后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的信息。
(二)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的关系
按照民法学者梁彗星的观点，隐私是指自然人不愿意公开的个人事务、个人信息或个人领域。其基本特征表现为在客观方面隐私的内容从根本上属于特定个人单方面即可作为的事务、单方面即可操纵的信息或单方面即可控制的领域;在主观方面特定的个人对其内容具有秘而不宣，不希望社会或他人知晓的愿望。在公民个人信息中，有一部分公民个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但也有一部分信息不属于个人隐私范畴。因此，公民个人信息与隐私存在相互交叉的部分。相对于个人隐私而言，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相对的公开性，其范围要远远大于隐私，对公民个人生活的影响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低于个人隐私，有些公民个人信息或许谈不上隐私，然而一旦泄露同样会给公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不便，甚至给整个社会正常秩序造成不法伤害。有学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并非隐秘信息，公民并不介意这些个人信息被外界所知悉，即使泄露也不会给公民造成精神上的实质性伤害，并以此作为否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入罪的一个理由。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公民的这些个人信息都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人知晓，一旦这些个人信息被公布于众或被不相关的人员获取，同样会给公民的正常生活带来不便，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正常秩序。因此，以公民个人信息并非隐秘信息不能作为否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入罪的理由。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一)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现状1.台湾地区我国台湾地区在1995年8月通过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实施细则，1996年又公布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之个人资料类别》，对个人资料的保护提出了详细的保护措施。我国台湾资料法第五章刑罚第33条规定了公务员职务中以营利为目的侵害个人资料行为，并造成他人损害时，该侵害个人资料行为构成犯罪行为，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4万元以下罚金;第34条规定了非公务机关以为自己或第三人牟取不法利益为目的或以损害他人利益为目的，实施违反本法规定的，并造成他人损害时，该侵害个人资料行为构成犯罪行为，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并科新台币5万元以下罚金。
2.香港地区
香港地区法律受英美法的影响，具有鲜明的英美法立法特点，其关于个人资料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是《个人资料(隐私)条例》，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除非获得资料本人的同意，否则个人资料只可用于收集资料时所表明的用途或与直接有关的用途;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个人资料免受未获准许的查阅、处理、删除或其他方法使用。当事人对违反该条例的行为有权向专员投诉，受到损害的有权向该资料使用者请求补偿，以及任何资料使用者无合理辩解而违反本条例下的任何规定，一经定罪，可处罚款及监禁。
3.大陆
相比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法律，我国大陆的一些国家权力机关和电信、金融、医疗、交通、教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履行公务或者行使权力过程中将基于行使合法权力而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以谋取利益等为目的用以出售或非法提供给其他非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出售或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给不具有获取信息权力主体的行为将对公民本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以及为他人侵犯自己的个人隐私提供了便利条件，具有符合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但是尽管目前个人信息的保护处于这样困窘境地，我国现行的1997年刑法在通过《修正案(七)》之前中并没有惩罚此种泄露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相应条款和罪名，从而导致了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一些泄露了公民个人信息，严重影响个人正常生活秩序，甚至危害公民生命，以及侵犯了国家对公民个人信息管理规范的行为只能停留在民事法律或者行政法律层面上加以惩处，效果不佳也达不到惩罚侵害人的作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7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个人信息一般是指自然人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户籍、遗传特征、指纹、婚姻、家庭、教育、职业、健康、病历、财务情况、社会活动及其他可以识别该个人的信息,在国外亦有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的称谓。事实上，这三者的外延并不吻合，隐私主要指私人秘密的、不受非法干扰、非法搜集、刺探和公开的相关信息和行为，二者的范围有重合之处，但后者还应当包括琐碎的、可以公开的有关信息;而个人数据则一般指通过人工或机器进行储存、处理、传递的以数据库形式存在的具体信息，个人信息还应当覆盖不以物化形式存在的信息。作为广泛调整社会关系存在的刑法，应当保护具有严重社会性的、侵犯个人隐私、个人数据在内的广义的个人信息的行为。个人信息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与职业等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对其保护颇为必要。
由于历史上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宗法社会的国家，为维护森严的封建等级秩序，历来轻视个人的信息权利;加之现行法律缺乏对侵犯个人信息行为的有效救济，使得我国的信息化进程中，公民在享受信息便捷的同时，也品尝着接踵而至的烦恼。科技的双刃剑特性在个人信息的滥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某招聘企业将求职者的简历遗失，被犯罪分子捡拾并冒充招聘企业将求职女孩骗出奸杀;复印店将印制名片人的信息出售引发跟踪绑架、抢劫案;某公司以市场调查为名搜集被访者的个人信息，随后再向这些群众非法销售未上市公司的股权，导致不少群众投资非法证券;某快递公司老总为筹措运营资金，盗用应聘者身份资料在数家银行冒领信用卡978张，大肆透支450余万元个人信息的泄露尚且引发如此频繁的刑事案件，遑论不胜枚举的日常骚扰：百万股民的最新资料网上叫卖;购买新房后的装修电话络绎不绝;参加司法考试报名后辅导班的推销短信五花八门令人惊呼：个人信息的泄露已成为社会公害!从法律的角度看，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表现如下：
1.违背了信息保护的公开收集、信息安全、职业义务、限制利用等基本精神。我国尚无专门性的信息保护法律，《个人信息保护法》仍在国务院讨论阶段，所以无实体法意义上的信息保护原则。但是结合法理，我国宪法、《民通意见》等涉及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仍然折射出公开收集、信息安全、职业义务、限制利用等基本精神。公开是指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储存、利用及提供的程序原则上要保持公开，个人信息所有人也有权知道信息的收集与利用情况，事实上，大量的信息收集都是在通过秘密或不告知相对人的情形下收集的，为信息的非法利用大开绿灯;信息被收集后，无论是公权力机关、事业单位还是公司企业，都对信息负有保守秘密的职业义务，不得以告知、转卖等方式披露或提供给他人，并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信息的泄露、丢失、毁损或其他安全事故，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个人信息被泄露、被转卖的情况却屡见不鲜;信息主体还应当在收集目的的范围内使用，而超出收集目的的使用情形却在屡屡发生。
2.收集渠道多样，收集形式合法.根据一项权威的调查显示，电信机构、招聘网站和猎头公司、各类中介机构拥有并泄露了大量的个人信息;一些商家或个人通过问卷调查、网络注册、会员登记等方式收集用户信息;消费者在就医、求职、买车、买房、买保险或办理各种会员卡、优惠卡或银行卡时的信息被收集;甚至网络登录申请邮箱、注册进入聊天室或游戏厅、名片代印机构等都会接触到大量的个人信息，这些机构收集信息时都以合法的理由进行，但通过非法的渠道销售或泄露，从而将个人信息暴露在世人面前。
3.侵害后果严重，造成恶劣影响。个人信息被侵害后，往往因为被滥用从而给信息主体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轻者丢失工作、家庭破裂，重者人身安全直接受到威胁。2009年央视315晚会揭秘了个人信息被出售或被人盗取后牟取暴利的链条,这一现象几年来不但没有得到有效遏止，反而愈演愈烈，使诚信缺失在社会进一步蔓延，人人自危，彼此之间无法产生信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交际成本，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绝非危言耸听。无处不在的个人信息泄露引起人们的恐慌，引发社会安全心理的溃堤。
三、我国个人信息刑法完善对策
因立法语言的简洁性，修正条款的直接应用存在一定困难，需要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予以配套实施。笔者认为，司法解释应当从以下方面进行完善。
(一)价值冲突下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协调
在信息社会里，个人信息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资源，也是推动社会整合、制度变迁的动力，因而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成为常态，过度的保护和内敛必将阻碍信息的有效流动和功用的发挥，不足的保护又将导致个人信息的被滥用，引发诚信危机和公民权利体系的紊乱。在合法保护与合理利用之间应当形成一种平衡的张力，在价值冲突下进行良好的沟通与协调。这也正是秩序、正义与自由、效益等价值之间冲突的表现。
刑法保护社会关系中最具有公共性和重要性的利益，使得刑法的适用具有最后性,既作为整个法律规范体系有效性的最后保障而存在，也作为其他法律部门力度不足性的补充而发挥作用，因此，刑法的谦抑性成为制定司法解释与司法适用的基本指导精神。在此精神指导下，根据罪刑相适应、罪刑法定等基本原则，把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纳入犯罪圈装上安全阀,通过对行为对象进行合理限制、行为方式进行清晰界定、行为情节明确阐释等解释方法，准确有效地打击犯罪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正常、有序地流动。
(二)刑法适用的情形下给出本罪的对象范围
行为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所侵犯或直接指向的人、物或信息,具体到本罪，即指个人信息。作为犯罪行为存在的载体，个人信息外延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入罪情形的多少，直接影响着社会对个人信息利用的积极性。然而该范围的界定并非信手拈来的易事。个人信息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瞬息万变、更新频繁是信息事物的共性特征，对个人信息的外延很难给出明确的、具有普适性的限定;而且，个人信息的法律问题涉及到民法、行政法、刑法等跨学科的知识，不同学科在各自领域划定的范围未必为其他领域所能接受。考虑到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保护手段严厉性的差异，司法解释应当在刑法适用的情形下给出本罪的对象范围。
笔者认为，适宜采用定义与列举并用的方式对个人信息进行界定，即抽象一般规范、列举具体内容，这主要是基于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科学技术发展性的现实考虑。刑法的弹性形式要求在解释上有弹性方法,罪刑法定的原则又要求法律条文具有明确性，因此，通过定义的方式为本罪的保护客体设定实质内容，而个人信息的领域不断更新，过于确定的定义难以保证立法的稳定性。因此，通过列举式、开放式的个人信息范围有利于与日后的科技发展相衔接，能够保证刑法随着不断演进的社会现实而进行自我更新，而且有助于在出现疑难案件时，法官可以根据一般定义，结合列举信息的具体特征进行认定，保证司法解释的弹性空间。
另外，这里的个人信息的主体应当是自然人，不宜包括法人。理由有：一是一般认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源于自然人的人格权，一些具体的信息权具有自然人专有属性而法人并不具有,将法人纳入其中不妥;二是法人成立的目的一般是对外提供营业和服务，其信息较自然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公开性和公益性，纳入本罪则显得保护过度，不利于法人活动的开展;三是刑法典中已有相关的罪名，对于严重侵犯法人信息的犯罪，完全可以通过侵犯商业秘密罪、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等罪名进行认定和处罚。
(三)清晰界定行为方式
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某类新型犯罪行为，应当通过类型化的方式对其进行归类总结，提炼出最一般的行为模式，给予刑法评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个人信息泄露只是侵害行为的表现之一，立法语言所使用的出售、提供、窃取概括了最常见的形式，为了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动不居，让司法工作者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余地，立法还使用了其他方法的兜底词汇，这正是司法解释需要重点予以解决的问题。行为方式作为犯罪构成最核心的要件，直接决定着罪与非罪的甄别。借鉴国际立法经验，考虑我国信息被滥用的实际情形，应当将非法泄露个人信息、非法获取个人信息、向有关机关提供不实信息、申报信息不作为、非法删除、破坏、损害或更改个人信息、非法向第三国转移信息等形式纳入其中，严密信息保护的刑事法网。
还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是，由于个人信息在社会经济和日常生活中具有较高频率的适用性，司法解释还可以对何种情况下提供信息是合法的进行规制，即规定特殊的排除犯罪事由。另外，本罪容易出现与受贿、侵犯个人权利等犯罪牵连或竞合的情形，许多时候难以处理，司法解释也可以作出提示性条款。
(四)适度扩张行为主体
根据刑法修正案的规定，本罪第一款规定了在履行职责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犯罪的主体是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属于身份犯，第二款规定了以窃取或其他方法获取信息构成犯罪的主体是一般人员，无特殊身份限制，并在第三款中确定了前两款的单位犯罪主体。可以说，第一款主要针对个人信息的泄漏源而言，第二款主要针对个人信息的利用源而言，构成了对向关系，较完整地保护了信息所有人的利益。
但是，本罪的主体覆盖面是否完善，笔者认为值得商榷。除了本条所规定的工作人员之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同样能够接触到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前面的调查已显示招聘网站、猎头公司、房产中介、印刷业公司成为重要的信息泄露源，而国际立法通常只规定本罪主体由工作或职务性质所决定，却极少对行为人所处的岗位或领域作出限制。从应然的角度分析，其利用履行职责与提供服务上的便利非法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同样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对于同属于侵犯个人信息且情节严重的行为，如果刑法作出不同的规范认定，将会导致规范的不平等与打击面的失衡。因此，司法解释应当拓展本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将中介机构等公司企业、居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报纸期刊等新闻媒体以及其他能够直接接触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均纳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从而实现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有效保护。而且本罪第三款规定了单位犯罪的主体，在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侵害行为正是公司、企业等以单位名义实施的，因此，司法解释对本罪主体作扩张解释当属法理之义。
(五)明确划分行为后果
对于本罪危害性程度的成立要件，修正案采取了刑事立法的惯常做法情节严重的表述方式，这一表述历来为学者所诟病，认为语言过于模糊、内涵不清、适用性不强。实务中往往通过制定司法解释予以具体适用。
笔者认为，对于何谓情节严重的考量，应当在参考与本罪具有等值性法益的犯罪基础上进行。本罪置于侵犯公民人身权民主权利的客体之内，并位于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后，因此，它的情节危害性与上述各罪具有相当性，可以考虑将多次侵害个人信息、滥用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给被害人造成人身伤害、重大财产损失或其他严重后果、致使某一领域的社会秩序混乱以及其他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重大利益损失的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使司法工作人员在适用本罪时有具体的参考标准，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情节严重中的情节，不是指特定的某一方面的情节，而是指任何一个方面的情节，只要有一方面情节严重，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了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应构成犯罪。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人们不可能做与世隔绝的隐士，离开各种通信工具，正常的生活将难以为继。频繁地与外界交往，个人信息经常遭遇泄露，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同烦恼。刑法的亮剑,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但是，刑法单枪匹马的作战，容易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实在难为个人信息的保护提供严密的恢恢法网，在刑法即将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企盼构筑起民事、行政、刑事立体化的规范体系，使社会在畅享信息便捷优势的同时，不再为信息安全问题而瞻前顾后，实现个人信息的合法收集、有序流动、合理利用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