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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一、引言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起点，却不是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带动的资本、劳动、技术、制度和结构的改变对于经济的刺激。这些因素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依赖因素。然而，如何发挥以上因素的作用，是值得我们探讨的。
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介绍
中国模式在业内被定义为经济发展道路，也称作经济体制。20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名词开始使用，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各国学者才开始对其进行更为深入和细致的研究。然而，作为一个大国的经济模式，显然它的范围极广，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因素。对于中国发展模式，蔡拓提出了一种较有代表性的说法，称中国发展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经验和道路，这是一种全方面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涵盖了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等一系列重大关系。具体来说，转型之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四大特征：一是增长优先。二是投资驱动。三是沿海先行。四是出口鼓励。
三、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战略思
(一)增长与公平并重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总体经济较为薄弱，因此提出了增长优先的目标。这一做法在当时贫困的中国是合理的，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发展是硬道理，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迫切希望依靠发展改善生活的愿望。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基本实现了既定目标，温饱问题已经解决，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然而，现在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一状况下，政府提出了将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转变为增长与公平并重的发展模式，尽最大努力为老百姓提供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优越性。虽然这一战略的实施会导致增长受限，但出于国家层面的考虑，在社会矛盾逐步升级的情况下，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提高收入分配公平性是有必要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政策才能得到支持，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才能得到拥护。
(二)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的典型特点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了发展我国经济，从20世纪以来依靠投资和资本积累驱动经济增长和推进工业化进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如图1所示，中国在1979年到2007年间，资本形成率成稳定小幅攀升趋势，相比于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同期资本形成率都有较大的领先优势。
同样地，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目前水平的情况下，投资驱动型的发展战略已不再适用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提出了大众消费主导型发展战略。合理降低投资，并增加对服务业的投资比重;鼓励消费，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这样使资本循环起来，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为动力的发展模式，既可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享受到我国经济发展的优越性，又可保障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
(三)东中西部平衡发展战略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我国发展初期，必须先集中力量发展区域经济，即采取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故提出了沿海先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沿海先行发展战略目的在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整体富裕。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内陆地区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总体上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因此，提出了东中西部平衡发展战略，为此我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旨在把沿海经济发展的经验运用到各个地区，实现全方位发展。
(四)出口中性发展战略
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投资办厂是20世纪邓小平提出的经济政策。这使得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接轨，从封闭自给的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一方面为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另一方面，对外依存度提高较快，便加大了出口鼓励力度。鼓励出口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本国产品，然而我国长久以来出口的商品仅局限于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和稀土矿等珍贵资源。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并不利于中国成长为一个经济强国。在新的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对出口保持中立，这样一方面可顺应全球市场的经济需求变化，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另一方面可渐渐提高我国的经济独立性。
四、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对应政策与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对此，应采取的具体措施便是改革我国现有经济政策和制度，从根本上对此进行约束，以此来适应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提出的要求。对于经济发展方面的政策来说，应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文本的理念，切实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并且这里的人指的是社会中的全体国民，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只有一个社会所有人的福祉都提升了，才叫作真正的以人为本;抛弃增长中心主义思路，让增长的引擎适当减速。致力于缩小收入差距、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区域和城乡的平衡发展、有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加快体制改革步伐，促进经济、政治与社会平衡发展。消除二元管理体制和二元土地制度，并在各种所有制企业中消除一切歧视性政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的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尽快制定和落实符合科学发展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我国的政府主要领导人都是上级任命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关系到区域政治领导人的选举。
因此，应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尽快完善以人为本的政绩考核制度，把本地区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城市卫生、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政府服务质量、城市交通状况、休闲场所的建设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情况作为考核指标。具体来说，首先我们应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非正式约束制度创新，强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意识形态，增加对国民的政治经济教育，提高全民的思想意识水平，力争全民共同努力，改变以前不清洁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立保护自然、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济发展环境。其次，实现符合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创新，重塑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微观主体。此外，更重要的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找准政府角色定位，构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服务型政府。同时，加强环境制度建设，完善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五、总结
本文给出了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几点对策，笔者认为要想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关键在于制度创新与改革，这一过程具有很大难度和挑战，需要相关部门和全体人民共同努力。
篇2试谈中国经济发展的三阶段论
摘要：中国经济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阶段，现已步入创新发展阶段。粗放式改革开放的表述已经无法涵盖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质和要素，在中国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现状下，以及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都必须依靠创新发展。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历史性描述，探讨这三个阶段的承续与演替，目的是认清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和方向。
关键词：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创新发展
建国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或将要经历一个三段式的发展过程。建国后的计划经济是第一个30年(1949-197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举着公平大旗，走的是平均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1979-200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举着效率的大旗，走的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路。今后第三个30年(2009-2038年)中国的经济体制应该走一条创新发展的道路。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三个阶段是与政治体制相互形成的一种路径依赖，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三个阶段，以便指明我们现在正处在哪一个阶段，并且制定相应的对策。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是：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的主题词已无法涵盖当前时期新的历史使命。今后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词应该是：创新发展。熊彼特认为，创新能够使潜在的利益得以实现，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源泉，要想使经济持续发展只有经过不断的创新。[1]
一、计划经济时期
从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到1979年，中国实行了30年的计划经济。实行的是生产资料计划安排，生活资料采用配给，力争做到社会资源占有平均，但社会效率受到遏制，导致物质供应匮乏，社会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体制中社会资源高度集中计划的配置，要素价格被扭曲，国家实行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压低农副产品价格，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和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社会的发展首先应该是通过追求资源效率来实现的，如果希望通过平均主义的路径来实现，结果是南辕北辙。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物价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这表明，从消费角度看，那28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大约是2.5%。香港学者丁学良在其《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一书中指出，中国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1978年是1952年的2.05倍。但这30年经济发展速度远低于我国周边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在那同一时期，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人均GDP数量增长都在5倍以上。
[2]建国后的头30年，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走了那么多弯路，就因为人们希望通过计划经济，简单地将资源平均分配到每一个人。资源平均与资源均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资源平均只要通过单一的政府配置就可以完成，但那是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是脱离生产力状况而试图建立的乌托邦式的生产关系，这种形式上的平等而实质上的不平等扼杀了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客观上迟滞了社会发展。计划经济30年的实践证明，将某种相同且平均的经济标准强加给所有人，无疑是使一个社会处于静止且不发展状态，也延缓了社会进步的速度。在那段时期，也有人提出不同观点，刘少奇曾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批判剥削有功，资本家在对工人剥削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繁荣，神奇的亚当之手在中国同样是起作用的。哈耶克说：金钱是人们所发明的最伟大的自由工具之一。在现存社会中，只有钱才向穷人开放一个惊人的选择范围这个范围比在以前向富人开放的范围还要大。大量运用非经济刺激以代替金钱动机，许多社会主义者都有这种主张，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种建议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就能够对货币所起的作用的重要性有比较深刻的了解了。
如果所有报酬不是采取提供货币的形式，而是采取提供公开荣誉或特权、凌驾别人之上的有权力的位置、或较好的住宅或较好的食物、旅行或受教育的机会等形式，这只不过是意味着，接受报酬者不再可以自行选择，而任何决定报酬的那个人，不仅决定报酬的大小而且也决定了享用报酬的特定形式。[3]计划经济的30年，所有人的工资水平都很低，但拥有特权和享受的待遇却千差万别，以表面的平均工资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更为严重的是社会效率也在这形式上的平等中被消耗掉了。个人的财富、尊严、闲暇、娱乐、情谊等有关人们的基本诉求被平均主义抹杀了，资源的价值观以及对正当生活方式的诉求被一套乌托邦的信念所取代，缺乏激励机制的制度缺陷造成了社会经济的停滞，持续的政治斗争也无法解决物质匮乏的社会经济问题，促使渴望增进经济发展的社会改革者开始关心制度的变革，寻找提高资源效率的社会改革路径。
二、改革开放时期
中国从1979年到2009年进行了30年的改革开放，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扩大个人自由，释放个人的创造能力，允许自由贸易、农民进城务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进了自由与平等的个人福利改善，社会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经济总量在2005年超过英国和法国，2007年超过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前20年，中国外资利用呈快速上升趋势。1984年为27.05 亿美元，1985年为46.47亿美元，1990年为102.89亿美元，1993年为389.60 亿美元，1995年为481.33亿美元。1997年为644.08亿美元，1999年为526.59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国引进的外资总额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在发展中国家中居第一。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这33年中的前29年，GDP年均增长9.8%，最近4年平均增长9.4%。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分享了两个世纪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带来的好处，经济繁荣让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也被释放，老百姓的福利增加，社会资源朝着均衡方向发展，使更多的人活得有尊严。改革开放首先是对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与否定，调整平均主义对资源均衡扭曲的生产关系，其最成功之处在于解放了劳动生产力。
在计划经济的制度下，人们往往会干一些违背经济规律的事。市场经济允许和鼓励每一个人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并与其他人合作，双方都从合作中取得利益。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利人、利己的制度，正是这种制度使得人类社会在近300年内取得了物质和精神方面辉煌的成就，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也充分证明了市场经济制度的威力。但是，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结果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其社会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其中不少弊端是与市场经济相伴的，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或者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批判是理性的，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和经历这一过程。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具有更高效率的制度，尽管其在公平方面还具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收入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市场经济本身带来的，更多的是天然禀赋所致。靠勤劳致富，靠发明创造和知识技能致富，这种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并不涉及公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鼓励人们勤劳致富，不是鼓励人们巧取豪夺，更不是权力寻租。所以，制度的设计，既要鼓励人们勤劳致富，又要防止腐败。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这个时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狄更斯所处的是工业时代早期，社会由残余的封建势力，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及广大的平民阶层组成，他用写实笔法揭露当时社会的现状。狄更斯所描绘的那些工业时代的早期特征，譬如低工资、长工时以及童工等等，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许多现象也都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早期工业社会的弊端也都得到了反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食品安全、寻租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在工业社会的初期，人们崇尚泰罗制，到工业社会的中后期，才知道人性化管理的重要。人们总是希望设计出一种社会制度，它既可以提高效率，又不与我们的公平道德观念相抵触，然而，现实却让我们的同情心与判断力倾向于对立与分裂，常常纠结在两难的无奈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效率追求的结果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资源占有的差别越来越大，共同贫困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共同富裕还只是一张美好蓝图。困扰政府和社会的问题是东西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贫富差别，出现了所谓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的马太效应。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加速，形成一个处于困惑和贫困状态的社会边缘群体，他们的生存环境是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资源占有非均衡状态加剧，效率的原罪凸显，中国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符合这一时代中早期发展特征的非均衡状态。
对于我们现在正在经历工业时代，面对遇到的困难，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贪污腐败、权力寻租等等，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马克思曾这样描述自己所处的工业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不可避免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4]
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是一种混合经济的过渡时期，但中期工业化过程仍然是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形态，反映出来的问题也是工业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突出的问题。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客观上为全社会的公平创造条件，打下基础。不要忘了亚当斯密的那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促进社会利益最大化。尽管社会发展以效率为先导和主线，但这一时期中弱肉强食导致的泪水、愤怒和谴责将是无法改变的历史状况。
单纯地同情弱者，或者悲天悯人都是无济于事的，而那些脱离实际，貌似公平的经济政策以及形左实右的言论，才是真正在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和环境的代价，但也从中收获了巨大的收益。从2000年开始至今，参与由外需带动的经济建设的工人在1亿人以上，虽然他们拿着被称作血汗工资的800～1000元工资，但是比较一下他们的机会成本，他们原来是在人均0.5亩土地上年净收入只有2000块。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只有通过更有效率的劳动才能创造更高的价值，解放劳动生产力是经济学研究自始至终都重点关心的一个话题。随着工业化继续深入，社会保障体制的完善，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状况在逐步得到改善，环境也在逐步得到治理，民主的进程也在推进。尽管现在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很不完善，也不尽公平，但确实给绝大多数老百姓提供了基本保障，这些都必须在GDP不断增长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所以，人们不要抵触反映GDP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会带来环境问题、公平问题，但这些问题都必然会在不断地发展中得到解决。
英国工业革命初期，伦敦是世界上污染最厉害的城市，美国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现在基本上都解决了，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在发展中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一味地指责GDP。GDP代表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它被用来作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是国际通行的经济增长指标，是一个效率指标，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果首先得益于GDP的快速增量。目前中国人均GDP还不到日本或美国的十分之一，经济发展整体还处于工业时代的中级阶段，资本存量的产出规模也仅是日本的一半，人均劳动力拥有的资本只有日本的5%，中国仍然有几乎一半的劳动力还在农业领域，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经济的后续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人口红利仍然存在，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来还为时过早，这些差距都是后发优势，但转变发展方式也势在必行。
中国经济30年以粗放式改革开放为特征的一些非常规发展手段，政府保持对土地、信贷等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土地财政，铁路投资等等也都被人们所诟病。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和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中国长期的过度投资导致产能过剩和收益衰退，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存在巨额坏账、房地产市场泡沫等等，政府如果不收紧货币政策，将会给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大麻烦。以投资驱动型、粗放的GDP增长速度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会导致要素价格扭曲，诱发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粗放经济发展带来的资源、环境、体制等问题，必须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加以解决。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探讨转变发展方式不能脱离现有的经济基础，必须找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均衡点。我们现在正处于有利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长期变动预期之中，许多制度为适应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反映相对滞后，包括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自身。很显然，对于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制度变迁，呼唤更加务实的价值观念和全方位的创新。
三、创新发展时期
中国经济的发展将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计划经济是正，崇尚的是资源公平;改革开放是反，崇尚的是资源效率;创新发展是合，崇尚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创新发展不是对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简单地否定，而是对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合理内核的继承、扬弃与升华，促进资源效率与资源公平的均衡发展。计划经济模式是希望公平地分配蛋糕，改革开放模式是希望把蛋糕做大了，然而，创新发展模式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还必须公平、公正地分配蛋糕，不断地调整中国经济非均衡结构。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已经上路，而且涉及方方面面，本文做了一些粗浅的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技术创新
创新的基础是传承，我们要在西方工业革命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发展。从世界历史来看，能否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已成为一个国家兴衰的关键。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一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赛已经在全球展开，谁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谁就将发展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18世纪中叶，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19世纪下半叶，以电动机和内燃机为标志的电气革命，法、德等国家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叶，以进化论、相对论、量子论等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和发展，美国创造了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并巩固了世界领先地位。历史上，英国、美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抓住了科技革命的机遇，成为世界强国或发达国家。中国科学院白春礼院长认为：充分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加快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为主转变，将是新时期中国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5]创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并且呈现出社会化、网络化、集群化、泛在化的新特征。
世界主要国家都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在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重要领域加强布局，努力保持科技前沿领先地位，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跟踪世界上技术发展的趋势，通过自主研发和引进消化创新，使我们跟国外技术发展的差距逐渐缩小，这一切也都不是改革开放所能涵盖的。中国在以前的历次产业革命中，都是一个 东方睡狮(拿破仑语)，错失了良机。中国现在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正处在一个上升的过程，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未来有产业革命中，一定要通过创新发展紧紧抓住机会。
中国的制造业目前面临双重危机：一是低端制造业流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原有的产业链条被打断;二是智能时代某些可用机器的制造业回流到发达国家。2012年11月28日，日本大和证券资本市场公司的报告认为，初步迹象显示东南亚国家开始超越中国成为低成本制造中心，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可能会加速，而中国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失去世界工厂的地位。最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快速增长，制造业的接力棒正在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盟七国手里，即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越南纺织品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增速都超过了中国，而过去两年，柬埔寨的出口增速也超过了中国。
美国2013年一期的《大西洋月刊》杂志，登载两篇以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主题的文章。其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廉价的优势削弱，低端制造业外流;另一方面，美国智能时代的再工业化，使这一波美国国内制造业复苏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并非经济周期的简单反映。20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界把外包看成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成本下降利润上升。时至今日，制造业风向开始出现明显变化，制造业内包这一现在尚未大规模产生的现象，是否会在美国进一步扩展，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随着智能制造时代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某些智能制造重新转移回美国是大势所趋。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正在经历一场变革，每一款产品升级淘汰周期在缩短，以往的周期大概是几个月，而今可能是几个星期，在当地生产具有明显降低物流成本的优势。新一代智能制造与快速反应技术，降低了产品设计、制造的门槛，对市场的快速有效反应成了抢占市场的制胜法宝。中国必须凭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创新发展才是未来中国制造的出路。
(二)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进入改革开放时属于进入工业时代发展的初期阶段，其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保障的改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今后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将步入工业时代的中期发展阶段，要解决的目标是小康问题，而且，大量的个人财富参与资源配置，为发展所需新的要素与动力，为创新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应该研究发达国家所遇到的难题，以及是如何解决的。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经济增长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顺应一个倒U形规律。在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在不断拉大，而从现在起今后创新发展的30年，中国经济的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这将是必然趋势。问题是在贫富差距不断缩小的同时，如何保持生产力的活力，也就是公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如何保障效率的活力。显然，原有的增长方式肯定是不行，只有依靠制度创新和转变的生产方式，才能更好地解决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发展，使社会财富为少数群体所掌握，现在中国社会的一些不满情绪，不是因为生活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造成的，30年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问题的根本在于是否公平、公正。
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突破了50%，城镇化进程仍然会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人口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有融入城市的迫切愿望，社会公平问题将更加突出。在继续做大蛋糕的基础上，遏制并逐步缩小收入差距，成了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瓶颈。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灰色经济产值达1.47万亿美元，并且这一数据还在继续增长。同时，不足1%的中国人掌握了这个国家约70%的社会财富。
这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30年前提出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上，显然，目前的现状仅仅依靠改革开放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必须创新发展，关键是制度创新。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效率赋予的财富增加一直在进步，当人们认识到资源占有均衡化是一个必然趋势时，克服社会不公平就会有信心。人们在讨论效率和公平的时候，必须与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中国经济在经历了追求公平的计划经济时期，也经历了追求效率的改革开放时期，所以，在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现阶段，有了这正反两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才会真正理解寻求效率与公平均衡的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资源均衡理论的价值以及我们未来必然要走的路。
创新发展要对历史上或现实中的某项制度的均衡与非均衡的分析做精确的判断，探讨创新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与体制改革的内在联系以及经济发展对制度的内在要求。对社会现状的定位一定要准确，要防止制度错位，思想不能僵化，要与时俱进。今后30年，如果再用改革开放来定位中国经济就不准确了，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门户已经打开，不存在开放的问题，西方国家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也是迟早的事。虽然改革是一个永远的话题，但它已经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目前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充满了制度创新，一切规则都将经历变动。任何制度创新都会遭到强有力的抵制，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非要素收入的渠道已经制度化，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既得利益集团之所以渐渐失去改革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受了自身利益的束缚。
当改革派变成保守派，社会制度就开始固化，既得利益集团为了他们的财富或者特权免受威胁，会采取措施来维护这些财富，所以他们总是会夸耀使自己掌权的那些箴言和技术总是向后看，总是把先驱祖先的做法理想化，具体表现就是将封建社会礼教的糟粕奉为经典，大肆宣传君臣父子的等级制度，所以，创新发展必须反对封建主义。陈志武教授指出，解决中国社会道德规范的根本出路，不是回归儒家传统，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家庭、家族，不再强调刚性的、阉割个性的三纲五常与名分等级秩序，而是强调平等、自由和人权，强调自由选择和自愿结盟，把家的核心定位在感情交流和爱上面。[6]政府在经济中发挥多大的作用，完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政府配置的效率低下以及权力寻租，更多的是应该从政治制度方面去找原因，而不是完全归咎于经济领域。
(三)解放思想
30年多前，邓小平就发现计划经济对资源配置的错位，实行了改革开放，吹响了在中国全面发展市场经济的号角。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佐证，至于姓资还是姓社不争论，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至于是否能够成功，要摸石头过河等等，这些都是老一辈政治家的政治遗产，必须继承。创新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要摒弃条条框框，要解放思想，要有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新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但这一切都应本着事实求是务实的理念来实现。目前中国富人大多与权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源自于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并不是市场化改革不足和不够的问题，而是在已市场化了的今天，政府在调控和管理市场时，以行政性的手段直接参与市场，一些政府官员公开或隐秘地运用所掌控的权力和巨大的资源来为自身谋利和寻租，而社会监督机制并没有真正有效的监督。要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用现代政治制度来约束和制衡政府的权力，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如果现代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不能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确立，权力不受人民代表实质性的制衡，那么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都会流于空谈，也达不到预想的目标，所以，创新发展也必须如同改革开放一样，首先应该从解放思想伊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陈清泰研究员在论及国有企业改革时就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姓社姓资问题的突破，大大解放了思想，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障碍;今天，在特别需要鼓励创新创业、扩大中等收入阶层的时候，如果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突破姓国姓民的桎梏，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7]穷国的劳动力想方设法移民到富国中去，希望同样的劳动获得更高的报酬，不论是在餐馆里洗碗，还是在实验室里做研究，这些移民的目的也只是希望获得同工同酬。廉价的劳动力是财富创造的源泉，如果有适合的制度，在全球化生产要素快速流动的今天，人们不需要如此背井离乡。
(四)国际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成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市场，倒也乐见其成，为中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了外部条件。但是，到了2008年，蔓延整个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使西方发达国家失去了淡定。就如同上个世纪西方一些未来学家，包括《增长的极限》，把全球的环境、资源、贫困、战争等问题，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一样，将现在金融危机的根源也归咎于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充满了羡慕、嫉妒、恨。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进行遏制，贸易保护主义满天飞，西方发达国家也似乎形成了遏制中国发展的联盟。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有时候可能并不符合发达国家的短期利益，由此会产生对抗与冲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多少有些无奈，但从常远来看，发展中国家的进步，所有国家都将受益。当然，在社会发展领域，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绝对不是和平发展道路。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如果我们仍然以改革开放敞开胸怀，可能已经不容易被别人接纳了，韬光养晦也坚持不下去了。面对原来的格局被打破，新的均衡没有建立起来之际，必须用创新发展的思维构筑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新格局。主席提出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用创新的思维参与国际事务，要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与世界各国一起参与世界的管理。
(五)资源全球均衡
全世界人们共同的核心利益是资源均衡，中国创新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世界资源全球均衡，这一目标不是改革开放所能涵盖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贫困，在50%～59%为温饱，在40%～49%为小康，在30%～39%为富裕，30%以下为最富裕。在发达国家，美国自1980年以来的恩格尔系数平均为16.45%，日本1990年以来平均为24.12%。中国的恩格尔系数也在整体下降，城镇居民1995年末期下降到50%以下，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2014元，在支出比1993年增长1.90倍的同时，恩格尔系数从1993年的50.13%降到了37.9%，达到了富裕水平。2002年至2009年7年间，下降幅度开始减少，2008年为37.11%，基本稳定和维持在37%左右。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世界资源均衡的趋势。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0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认为，中国竞争力上升了两位，排第27名。论坛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说：1990年，美国GDP占全球的23%，发展中国家占28%。预计到2015年，美国将占18.3%，发展中国家将占74%左右，而中国将占16.9%。他认为，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变得更加平衡。创新发展才是硬道理，世界资源均衡发展的路径如此清晰，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前行。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社会改变现状和寻求发展的实践都会提出特殊的理论诉求和理论任务。今天，我们置身于一个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为背景、既充满机遇又充满风险和挑战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推动理论创新是我们终始不渝的目标。全世界的各个国家正在经历不同程度工业时代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在当前的历史条件和全球格局中，定位我们的创新发展战略，形成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不断推动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新进程。
参考文献：
[1]SCHUMPETER， J. (1983).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 Joseph A. Schumpeter ;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edvers Opie ;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y John E. Elliott. New Brunswick， N.J. ; Transaction Books， 1983.
[2]丁学良.中国模式：赞成与反对[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分社，2011.
[3]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5.
[5]白春礼.卡位第六次科技革命[J] 财经国家周刊，2011，(11).
[6]陈志武.论转型社会中的道德规范[R].人文经济学会.
[7]陈清泰.超越争议 公平竞争[Z].人民日报，2012-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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